首页 -> 2008年第6期

小地方的写作者

作者：冉隆中

　　《雕天下》的主人公高石美，是通海木雕格子门大师。他一生中仅有的几幅作品，堪称民间艺术瑰宝。为一位民间“木头圣徒”立传，杨杨几乎调动了他全部的生活积蓄。这部长篇小说《雕天下》的开头，让我产生了严重的错觉：真是罕见的大师之作啊！小说起首写到：“1870年6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就像病了，苍白，缓慢，孤独，茫然，迟迟不肯落山。……街道泥泞肮脏，人们艰难地游走其间，年轻人和老年人走路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有人在训斥苍蝇：天都快黑了，还出来找死？”接下来，看似信手拈来自由转换的几个故事叙述，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宏阔的时代背景，极其诗意又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我估计刚读到这里，云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海男就开始发表了她的看法：“这是一部超越了现实意义的作品……这是一部21世纪最迷人的作品……”（海男《神秘巫境中的言说者》）海男广告语体般的书写，真让人捏一把汗。幸好另一位云南作家汤世杰在评价时说得要含蓄一些：“杨杨先前那部《小脚舞蹈》，无异一曲为旧时女性命运轻吟的挽歌，如今这部《雕天下》，却是为一位艺术圣徒心路历程谱制的绝唱了。上苍公允，人人皆有的那段可供雕刻的时光，怎么看都如高石美面对的那片‘格子’，能不能既雕出高天流云，又镌出人间烟火，端的要看各人道行的深浅、悟性的高低。”（汤世杰《艺术花园里的那条秘密小径》）未做判断的关于各人道行的深浅与高低，显然变成了一个疑问。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佩服艺术修养更老道一点的汤先生。虽然他也欣赏像杨杨这样的小地方的写作者，但是他愿意把话说得更留有分寸。好了，让我们还是回到《雕天下》文本。极其聪明的开头之后，杨杨进入到真正的叙事。滇南的傩戏，巫蛊文化，宗教故事，地震事件，女人小脚风俗，锡矿与工业文明，民族风俗，马帮传说……凡是杨杨想得起的，收寻得到的，都被他拿来和“木头圣徒”串在了一起。这时候，我看到了小地方的写作者杨杨个人现在还无法克服的艺术困窘：他把心灵史理解为了苦难史，继而又把苦难史理解为了叠床架屋般的故事累积。于是他层层加码般做起了他的堆砌游戏。为了俭省和方便，他甚至将《小脚舞蹈》等文本中已经使用过的段落大段大段地拷制过来，就那么生硬地直接放进了小说之中。需知，这可是杨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啊！杨杨对待自己长篇小说处女作的这种令人心痛的态度，让我吃惊之余，也不免深想，这是为什么呢？他这样急着赶路的样子，是为何？在这里，那个曾经在《小脚女人》中存在的宁静执著的书写者和追问者杨杨不见了，一个浮躁而急于成名的杨杨却在书中凸现了出来。而之所以会这样，我以为，除了与汤先生所说的“道行深浅”有关，我更愿意宁可看成是一种“小地方”带给作家杨杨的局限。
　　“小地方”，在为写作者提供最新鲜最质朴最原生的空气、水分和养料的同时，它也同时会滋生与之俱来的狭窄、封闭、限制、沉闷，以及很容易伴生的沾沾自喜，急于求成。在杨杨所在的玉溪，他已经取得的写作成就，毫无疑问，让他已经有一览众山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他尽管还保持着表面的谦卑的风度，但是，实际上，在当地，他已经有独孤求败的自我感觉。另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有精神野心的人，也是一个敢于为之付出努力的人，因此他的视线又经常投向更广大的空间——云南，乃至中国文坛。在更大的空间的那个“坛”，小地方写作者杨杨的位置在哪里呢？现在肯定还是一个问题！内心之急导致的内心之乱，在杨杨《雕天下》里，演绎得何等淋漓尽致！
　　作为“小地方”写作者的典型个案，我考察过杨杨既往的写作史。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往事——他跟大多数地方写作者一样，写作的起点也是从为地方的某种具体需要服务开始的。杨杨告诉我：“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在各种场所、混乱、谣言、麻烦中穿梭和挣扎，我被生活的各种‘意义’迷惑和折磨着，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去寻找和发现。在我看来，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我需要的那些东西。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当然，我一开始写作时，并不太明白这一点。我只是利用教学之余，写了一些热爱家乡的小散文，如《秀甲南滇的通海》、《山之声、水之声、城之声》、《云岭花城——通海》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文章离文学还很遥远。但它们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荣誉，最终让我在1995年8月走进了‘文联’这样一个隐匿而困惑的单位，也让我踏上了文学这条不归之路。”杨杨最初那些为地方服务的文章，确实为地方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对地方某些事物的重新发现和命名，比如对地方某些产品的积极宣传和推广。那时的杨杨，在地方所受到的好评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当聪明的杨杨很快真正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他就不会再满足于那些小打小闹的“服务”之作了。这其实也正是很多“小地方”的写作者逐渐发现和确立自己文学主体性的一个过程。写作姿态的改变，带来的也必然是人们对你写作效果评价系统的改变。在小地方，这往往是困扰写作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反映在杨杨身上，这种困扰更多时候是以“喜剧”的方式出现的——他的《小脚舞蹈》等一批看起来不再直接为地方“服务”的作品，首先就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的质疑：杨杨被认为是在宣传落后，在为地方“抹黑”，因而他受到的排挤和打击是不可以避免的。无可奈何的杨杨只能选择逃避。他“逃”到当地政协某个部门，以图能清净地继续实现他有野心的文学梦。没想到的事情接踵而至——曾经排挤他的领导因为年龄原因很快也来到政协，又像梦魇般地做了作家杨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小地方”，被一个不能理解自己的顶头上司特殊“关照”着，那样的日子，每一天的滋味，往往是“大地方”的作家们很难体会的。但是小地方的写作者杨杨却必须每天去体会。那情形，就像云南一首敬酒歌谣所唱的：“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喝。”杨杨就这样每天喝着让他打头的“烈性酒”。杨杨一度时间的写作，变成了主要是书写申述的信件：他向比直接领导更大的各级领导写信，申述他艰难的现实处境，表达他的文学梦想和野心，当然也顺便向领导们介绍他已有的文学成就。申述信件果然比他的文学作品更有直接作用，特别是当一个个重要领导在那上面批下字句之后。拿到那些字句，杨杨居然很快“转了一圈又回来”，而且，他回到县级文联，成了据我所知云南同级别文联中迄今惟一的“专业作家”。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对杨杨那些申述文本产生了兴趣，我相信那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在2008年向杨杨寻找这些信件时，他告诉我，当时的信件全部是手写体，也没想到要留底。现在，总不可能去找那些给过我支持和力量的领导，再一一索回吧？接着，杨杨给我提供了一份领导的名单，并认真地告诉我，“关于我的情况，可以找他们采访”。那都是我在电视和报纸上熟悉的名字。我想，我还是继续保持对这些尊者在报纸和电视上的熟悉吧。
　　作为“小地方”写作者的杨杨，他只要跟你见面，就有讲不完的故事，抒发不完的激情。这是“小地方”赋予他的优势，也是他自己身处“小地方”某种寂寞之使然。但是这并不是我为他担心的问题。一个有故事存量的作家，就像一个在银行里有大额存款的平民一样幸福，而寂寞则是让这种幸福发酵的催化剂。真忍耐住了寂寞，杨杨就不会再犯《雕天下》直接拷录自己旧作的低级错误。现在我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杨杨因为自己的努力，在当地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学地位，关心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来自一些领导的关心爱护，正与日俱增。而这些关心爱护的实际作用，又远胜于某位作家或者评论家以文章方式对小地方写作者杨杨的鼓励和提携。那么，这些东西会对杨杨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他会因为舒适而懈怠写作吗？他会因为心生对“上”的感恩（当然感恩是一种很好的品质）而疏离民瘼吗？写到这里，我突然没来由地想起战国时候孟尝君家那个门客冯瑗。当他敲着器皿叫唤着“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发着他可爱的牢骚时，他太像今天中国体制内的一个作家了。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孟市长”或者“孟部长”真地很快给“冯作家”解决了待遇和车马，从此“冯作家”深入生活时可以“裘马轻狂”甚至呼前拥后，那么，牢骚估计会少很多，真正的有痛感有耻感的好作品（而不是只有牢骚感）估计也同样会少很多。无数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写作者，特别是那些食有鱼出有车（公家配发！）的写作者，又有几人还能记得民间疾苦呢？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