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随想
作者：金 梅
作者将谢冰莹定位为“中国第一女兵”，在她的传记前面加了这样一个定语。文章也是以谢在北伐西征途中掉队起笔，然后再回叙其此前成长过程中，以反抗旧习俗、封建意识和誓雪国耻、抵制宗教礼拜等种种激烈的言行。这既是事实的反映，在作者，或许也是为了突出这部传记的传奇性色彩。但谢之名留青史，应该说，更因了一位作家之故。谢的名字，对当今中国读者来说，已经很是陌生了。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以后的20多年间，她却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第一女兵和由名副其实的女兵出身的作家。作为作家，其所作《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曾经风靡一时，特别是后一部作品，曾在西方十多个国家翻译畅销，并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罗曼·罗兰的激赏和推介。在现代中国的女性作家中，确有一些人来自部队，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过战争生活，但她们大都活动于和前线有着一定距离的边区或游击区，多数从事的又是文化工作。她们的作品中即使涉及战争生活，据以写作的素材，也大都来自事后的采访。真正逼近前线和亲历过残酷战争生活场景者，谢冰莹是第一个，或许也是惟一的女性作家。她除了参加过叶挺领导的围剿叛军夏斗寅的西征（其所在排的排长，就是后来共和国的罗瑞卿大将），她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全面抗战后，两次参加了上海保卫战，虽是救护伤员的战地服务，但同样是出没于战壕之间的殊死战斗。她还在第一、第五等战区，不辞辛劳危险，长途奔波，从事战地采访和宣传民众长达两年之久；她也参加过救护伤员的培训，为了检查伤员服务所的工作，由老河口出发，一路走走停停，走过了黄河，一直走到了西安……当彼之际，她自觉到，自己既是实际的战士，又是作家。环境与“不安分”的天性，致使谢冰莹具有一种与困境和危险搏斗的激情；在一个地方稍为平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就觉得没有了意趣与情绪（贾伊箴曾给她起了个“谢百天”的外号），就会对前线充满了渴望与期待，而当其一旦重返战地，她就能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地生活与写作。她对贾伊箴说过：人生的“旅途越艰险，人生越有意义。安逸只会让人堕落”；“我一向认为真正的人生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是在和困境搏斗的道路上。……我是个拿笔跟日本鬼子作斗争的作家，离开了前线，就没有了战斗的活水，我会闷死枯萎死的”。石楠在《谢冰莹传》中淋漓尽致地、鲜明地写出了传主的这一个性格特色，这一个性格特色，也成就了谢冰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谢在行军途中和战地生活的间隙，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条件下写出的大量纪实性作品，其对战争生活即时、即景、即情、即感的描写，是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和报告文学带有开拓性的第一批成果。像她这类作品，还没有在中国其他女作家的笔下出现过。谢的这一功绩，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长时期中被人们所忽略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还原其本来的历史面貌。石楠这部传记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在于它更具体、更准确地反映和评价了谢冰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谢冰莹于2000年1月初，以94岁高龄走完了漫长的一生。作为中国第一女兵和由女兵出身的作家，她最坎坷多难和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主要集中在青年时期和刚步入中年的十多年间。谢于1980年4月修订定稿的《女兵自传》也只写到她于1939年8月底在重庆海棠溪第九重伤医院施行阑尾炎手术为止，以后的经历没有续写。这在谢本人，恐怕不但是因为要将其自传所及的人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女兵时期”，也是由于自觉到，其在后来岁月中的人生经历，要比“女兵时期”平坦和平淡得多的缘故吧。《谢冰莹传》的框架结构，与传主所作自传基本类似，也是由内容前后连接的众多散文篇章组合而成。既是“全传”，自然也要写到传主自传中没有涉及的那些岁月，即自1940年直至其去世，长达60年的人生沧桑。这段时间，占了谢冰莹全部人间岁月的三分之二，但在“全传”中所占的篇幅，却还不到三分之一，且包含的生活内容，与前30多年（主要又是其青年时期的十多年时间）比较起来，要平淡得多和一般得多。“全传”所写谢冰莹的这部分人生，与同时期其他作家、教授的经历，没有太大的差异。其间，她不再像先前那样，具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这就使“全传”在布局上有了前后失衡之嫌，后面所写，读起来也不如前面三分之二的篇章那么引人入胜。如果将描写传主前30多年经历的篇章，再概括集中一些，略去一些生活过程的叙述，或精简一些虽情景有异，但意蕴相同的细节；而在描述传主后60年的生活时，又能对其创作的情景及其内容多加涉及（传主毕竟是一位作家，况且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创作，也是当今读者所缺乏了解的），这是否能够改变一下整部传记在布局上的“前重后轻”呢？如此想当然，不知作者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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