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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随想
作者：金 梅
石楠的迅速崛起，令读者瞩目，当然与评论界的鼓吹，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佳作迭出，靠的是自身的天赋、学养与勤奋。石楠曾长期在图书馆工作。这就方便她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其他历史文化类书籍，为其日后从事传记创作，在学养和文字功力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她的传记作品，涉及到的历史背景深远广阔，人物众多各色，而大都结构清顺，叙事流畅，描绘细致入微，准确传神；其行文用词比较考究，规范典雅而又活泼生色，不同文化层次和欣赏口味者，都能读来兴致盎然。石楠的写法，或许比较老派，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味求奇骛新的文坛风气下，是一种很不易保持，却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中国作风。可以说，石楠是一位大器晚成型的作家。她开始创作时，已过不惑之年，但其起点甚高，且产量惊人。在20多年间，不计其别样体裁的大量作品，单是长篇传记，就有14部之多，从文学界的反应评衡，这些传记一部比一部厚重，又都能力求写出各自的特色。作为传记作家，石楠无疑是当今中国这一文学领域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石楠是很重情谊，也很朴实厚道的人。我与她并无多少交往，除了前说对她的早期传记作品有过一次鼓吹，就是在一次全国作代会上，我在看望另一位作家时，与她不期而遇。石楠非常主动地和热忱地与我招呼握手，还说了些衷心问候致意的话。如此匆匆邂逅，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美好的印象：作为已是成绩斐然的著名作家，石楠又是非常谦逊的人。前几月，她通过任芙康先生转给我一部新出版的长篇传记：《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以下简称《谢冰莹传》或“全传”），并在写给芙康的信中说到，她已年届古稀，这是她的封笔之作，以后则要静心颐养天年了。石楠的想法，我是意会的。对于一位著作等身而又看重旧谊的友人，对她的功成身退，我也是理应表示良好的祝愿和祝福的。但当时我只因手头正忙于一件有时间限制的事，未能及时拜读她的新作。直到10月间，才断断续续地（由于眼疾）读完了石楠这部长达45万字的大书。阅读时反复出现在脑海中的印象是，“性格决定人生”。在我的意象中，这句话，不只是对传主之能特立独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一往无前地历经人生磨难的内在驱动力的概括，传主在人生路上每选择一步，除了思想意识的因素，无不与其这种独特的性格有关；以我的阅读感觉，这“性格决定人生”的意念，也是作者据以架构、描叙、评价传主一生经历时，贯穿全传的一个主旨。
传记写作，最容易局限于对传主生平事迹的罗列，而忽略其性格特征的描绘。纯历史类的传记作品不论，一部成功的文学性的传记，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能够长久地留在读者脑海中的，也应该是人物——传主的思想性格；其令人难忘的生平行谊，也往往只是那些最能凸现传主思想性格的部分。而就这部《谢冰莹传》言，与前期的几部传记相较，作者更加明确地突出了对传主性格特征的描写。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出了传主对自己心目中的至善至美的爱情婚姻生活反复追求的执著与波折，二是写出了传主以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刻骨仇恨，和对国家对民族的炽热情怀，奋不顾身地投入反侵略战争的抗争精神。
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是“五四”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甚至是她们开始探索人生之路的起因与原动力。这在谢冰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谢是其母亲经过三天三夜的阵痛，才生下了她，但用她祖母的话说，她是个“不安分的坏东西”。这“不安分”三个字，再传神不过地表达了谢冰莹日渐显露的总的性格特征。作为谢家最小的孩子，不用说，父母亲对她是何等的疼爱。然而，这种爱，在事关其一生幸福的婚姻问题上，却是以浓厚的封建意识和专制方式出之的——他们在谢冰莹三岁时，就为她定下了童子婚。不久，又按照时兴的风俗，强行为她裹布缠足。而在这类问题上，对谢冰莹母亲来说，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但也许是遗传基因所致，谢冰莹自幼与她母亲具有同样倔犟的脾气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谢冰莹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和行为，与其母亲的封建专制主张的矛盾越发地对立与尖锐化起来。而目睹了自己兄长和姐姐由于包办婚姻所带来的不幸，更增加了她对爱情婚姻自由的渴望。谢冰莹的一再违抗母命，反复坚持求学和步步升学，固有其谢氏家族诗书传家传统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她是为了通过接受较高的文化教育，以获得个人谋生的手段和人格独立的机会，进而获得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作者将传主个人的这一人生主题及其道路的选择，与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入侵的时代和社会的大主题，紧密联系和无间地融会一体，这就既表现了传主个人探索人生之路的艰巨的历程，也在这一历程中，自然地（而不是外加地）和广阔地（而不仅仅是个别的细部），展现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异常动乱、纷繁复杂的社会内容。石楠笔下的传主，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其少女时代，亦明显地意识到，婚姻自由也好，人格独立也好，自求生存也好，个人的命运，无不与变革身处其间的社会环境相连。这样，她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叛逆性格与抗争精神，与社会的大主题，时代的大使命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她的报考黄埔军校六期，投身北伐参加西征，成为中国第一女兵，从其主观动机上说，就是为了实现爱情婚姻自由和人格独立等个人的人生理想。其间，她经历过无数挫折、困厄与磨难，但她始终没有后退一步。她曾三次逃婚三次失败，最后不得不以假结婚充当乖媳妇，以取得公婆信任的一时周旋的方式，终于挣脱了包办婚姻的樊笼。传记所作相关描写，曲尽了新型女性与封建婚姻抗争的艰难历程。而作者所详尽描述的，谢冰莹逃往沪上途中和在沪上读书时所遭遇的穷困潦倒、在洋人监狱中的饥渴无助，以及在北平边求学、边教书、边卖文以养家糊口；两次赴日留学，一次被逐（由于决不附和溥仪到日朝拜的卖国行为），一次坐牢备受酷刑（因了参与日本进步文艺活动）……种种遭际的情景，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恐怕没有第二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谈到女性如何获得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等问题时，鲁迅在“五四”后第四年（1923年），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石楠在叙述生活于同时代的谢冰莹的相关经历时，也在行文中不断地暗示着这一命题，并赞扬了传主一往直前，决不回头的坚韧奋进的精神。
坚忍不拔地追求自由、理想的爱情婚姻生活，既是谢冰莹反抗旧制度、旧意识的起始，也是贯穿其传记始终的主线之一。因此，这里想多说几句。单就追求理想的爱情婚姻上说，传主的相关观念与行为方式，不无值得后来者予以反思之处。她在与成为其终生伴侣的贾伊箴结合之前，曾与三位男性由相爱到同居或结婚，并与其中两位生下了一女一儿。但那三次婚姻生活，都为期极短，有的只有一两个月。离开前三任丈夫，在谢冰莹，不无其苦衷和情有可原之处。但不能不说，她与他们的结合，除了情感的需要和一时的冲动，缺乏应有的理性思考。——比如，当她还在依靠其三哥资助维持生活和求学所需之时，就与第一任恋人同居并很快有了身孕。谢对前三任丈夫和同居者，都以一走了之，并无回返之意结束前缘，然后再去寻找她所追求不已的新的理想的爱情。从传记的描述来看，谢之每次离开前任丈夫，往往以自己的感受为惟一标准，而很少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特别是第三任丈夫，应该说，对她还是不错的，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她以向往前线生活为借口，就像对待前两次婚姻一样，也独自一人一去不复返地离开了。这样，她在爱情婚姻生活上，呈现出了一再反复的境况。谢曾这样说过：“爱情观是很新的，好，就在一起过；不好就分开。……一分开来，两人不都解脱了吗？”道理是对的，也很新颖，但实际生活并不那样简单，也并不总是很新颖的；特别是在有了后代之后，反复地一走了之，更说不上是新颖爱情观的表现和追求理想的爱情婚姻生话的最佳方式。作者说，传主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她追求爱的至善至美，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无私无我的爱”。这种爱的境界，当然是令人羡慕的，但这只能出现在神话和小说家的笔下，在实际生活中，恐难存在。谢虽与第四任丈夫贾伊箴，结伴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按谢的爱情观念及其切身感受，也并非就是她所追求的理想的爱情婚姻境界。贾的严重的封建专制式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在男尊女卑思想支配下作出的种种不近人情的行为，在谢相识的人群中是出了名的，也让她无数次地尴尬、难堪、受屈和没有面子。及至晚年，她实在不能承受了，只好以遁入佛门，从虚空中去求得心安与摆脱。回过头来看，谢所追求的理想的爱情婚姻境界又在哪儿呢？就“无私无我”而言，谢的前三任丈夫，在谢的心目中是没能做到的，但她自己又怎样呢？她的每次一走了之，很难说是真正“无私无我”的。作者说谢是个“多情的女人，没有爱的滋润，她就感觉要枯萎，要发疯”。这样说，也不无微词在里面吧。实际上，谢冰莹在进入中老年之后，对自己在青年时代，由于以唯情主义处理爱情婚姻问题，从而两度抛却子女的做法，一直抱有内疚自责的心理。爱情、自由、平等，是千百年来社会人生追求不已的目标，也是文学描写的主题。今天的情景，虽与年轻时期的谢冰莹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作为《谢冰莹传》主线之一所展现的，由其性格决定的，传主在爱情婚姻生活上出现的一再反复的境况，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相互间（而决不是一方要求另一方）的理解、体谅、包容、迁就，以至容忍，永远是理想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所应有的成分。闲话说远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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