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星星》——诗歌之根，心灵之家
作者：佚名
龙源期刊网：《星星》下半月刊已于2004年3月正式改版为时尚、精品、畅销文学刊物，请您介绍一下改版至今的情况。
粱平：《星星》作为由政府少量拨款的文学刊物，不但要承担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所有职工生老病死的有关政策保障，还要确保刊物办好、保证质量和品质。这大可以说到国情，小可以说到刊情。现在办刊物不像原来那样单纯了，不仅仅只是选稿、编稿，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就还要考虑生存、应对市场。认真想，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地守着摊子等、靠、要，“有几个钱，做几件事”，别的不说，作为个人而言，在这个社会的生存能力只能逐步退减、直至丧失生存的能力。我以及我们所有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不愿做这样的人。
2004年3月下半月刊的改版，完全是从市场出发。市场有需求，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调整手中的资源。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把诗歌受众纳入市场的份额考虑，总量就一块蛋糕。原来两个刊物都做诗歌，实际是把总量平分给两个刊物。现在腾出一个刊物做其他市场，另一个刊物就可以把诗歌做得更好。办刊物和做其他事一样，要动脑筋，要适时做出调整，不能只有一根筋。
做诗歌刊物我们是成熟的，做时尚刊物我们还在摸索，还可能走弯路，但我们有心理准备，还要走。既然是探索就还可能调整，直到适应市场、占有自己的市场份额。最起码，也是历练编辑人员适应市场的能力。
龙源期刊网：《星星》对稿件的挑选有什么标准?稿源以自然来稿居多还是签约居多?有人说，无名之辈的作品要想上《星星》和《诗刊》这两本诗坛最著名的杂志，比登天还难，是这样的吗?
梁平：每一家刊物都会有自己的选稿标准，这个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根据刊物定位的调整而不断调整。《星星》没有签约诗人，所有编发的稿子都是自然来稿，这包括寄到编辑部的打印稿和《星星诗歌论坛》上选编的稿件。
因为刊物的影响，给《星星》投稿的作者的确很多。老实说，我们的用稿量可能不到百分之一，所以选择就会更严格一些，就可能造成一些作者“比登天还难”的误解。但只要是好诗，只要是有潜质的作者，我们不会放过，我们对这样的作者还指定编辑直接联系、专门追踪，发现一个，推出一个，不会吝惜版面，这一点大家已经看到了。只要细心，就会发现所谓的“无名之辈”在《星星》闪亮登场的不在少数。
龙源期刊网：明年是《星星》创刊50年周年，刊物会有什么新的举措?
梁平：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星星》已经增加了一个印张，没有涨价。明年我们的刊物会更加关注青年诗人的作品，更加关注诗歌流派以及地域诗歌的集体展示，更加关注诗歌的新面孔在刊物上的闪亮登场。我们期待优秀的诗歌、优秀的诗人成为《星星》的朋友。
我认为21世纪以后诗歌经历了高潮以后的回落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我更喜欢诗歌现在的这种状态
龙源期刊网：诗歌是否经历了高潮与低谷?诗歌刊物的生存一直不容乐观，《星星》诗刊主要靠什么赢得读者?
梁平：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的共生，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不再是社会文化形态的惟一、或者为数不多的选择，的确经历了高潮以后的回落。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作为诗歌，本来就不是属于要赋予给大众所普遍接受文学种类，它的回落正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因为在我看来，诗歌一旦成为人人参与的大众活动，要么是诗歌本身出了问题，比如大跃进年代的诗歌繁荣；要么是社会又有了毛病，比如文革以后诗歌一马当先成为人们压抑已久的呼号。由此我们发现，这样的两种繁荣对于诗歌有一个共同的伤害，那就是削弱了诗歌的艺术力量，而成为了一种工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喜欢诗歌现在的这种状态。
《星星》目前的生存情况应该比其他多数的诗歌刊物要好，有相对稳定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如果要说艰难，当然，同样会比比如叙事阅读的小说类刊物要艰难，这是体裁决定的。但作为具有诗歌传统、并在世界诗歌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中国，现在的诗歌现状和诗歌精神的彰显是不容乐观的。《星星》能够做到比较好的坚守，最主要的还是刊物的当代性、权威性、经典性和她一直坚持提供诗歌现场较大的信息量和对各种艺术探索的包容品质。
龙源期刊网：当下诗坛的“热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诗歌的悲哀。您认为作为诗歌刊物。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如何引领诗歌的发展?
梁平：当下诗坛的“恶搞”以及恶搞以后更多表演的活动，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让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为之痛心的。很多媒体约我对这些现象谈自己的看法，之前我一一拒绝了。最近《中华读书报》记者小舒采访我这个问题时，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样的“恶搞”始作俑者无聊，以此拿来炒作同样无聊。
作为《星星》这样的诗歌刊物，第一，不会去参与这样的恶搞、不会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平台。第二，认真编好刊物，一如既往的编好诗、推介优秀诗人。可能今天，还没有谁敢去说中国诗歌应该怎样去发展。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诗歌专业刊物做好这两件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龙源期刊网：目前诗歌刊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有解决的办法吗?
梁平：说到目前诗歌刊物存在的问题，我想起有两个人说过的话。一个政治家说，自己的病只有自己知道，但不要轻易说。一个老中医说，自己的病自己看不见，必须找医生诊断。其实道理已经很清楚了。我能够回答的是，应该开诚布公自己身上的病，也要想找医生(作者、读者)一起来解决自己的病灶。因此，只能说自己。我们这样的刊物属于非赢利性的公益事业，外环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扶持、关注，这里不赘。从刊物本身来讲，能不能够真正置身中国诗歌现场、能不能够始终坚守诗歌的品质、能不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操练出自己最顽强的定力，这是问题的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诗歌是我们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我们有必要重提对诗歌的敬畏，需要每个人都来维护一个健康自由、安静祥和的文学生态，用心来为中国的诗歌建设做一点自己的努力。
生活就像诗歌一样，不是拿来概括和总结，仅仅就是经历
龙源期刊网：您担任《星星》的主编后，《星星》的风格越来越现代了，您的主编理念是什么?作为主编，您最想说些什么?请谈谈您个人的发展历程。
梁平：我不赞成说《星星》的这种变化是因为我来了以后出现的。社会在发展、在前进，诗歌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用最现代的思维、最现代的语境传达诗人最直接的感悟。《星星》风格越来越现代是因为{=星星》坚持了一贯主张的前沿性。作为主编，我的责任是刊物方向确定以后，紧紧把握刊物沿着已经确定的方向向前推进，让刊物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彰显自己的个性。
关于我自己的过往似乎没有更多的可谈，因为我一直认为，煞有介事地谈经历就有点像给自己一个概括、一次总结，多少有点犯傻。生活就像诗歌一样，不是拿来概括和总结。而是用来经历的，仅仅就是经历。所有经历了的就让它过去，多用心想想明天，力争把明天的每一件事情办好。
龙源期刊网：一些诗人担任杂志的主编后，都无暇顾及创作，您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刊的主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您是如何做到工作与创作两不误的?
梁平：据我所知，中国没有几个职业诗人。中国诗人写诗的同时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我的工作没有离开诗歌，这应该比其他的诗人更幸运。工作的时候是考虑诗歌，创作的时候还是考虑诗歌，所以没有觉得有什么冲突，挺好的。
龙源期刊网：《诗刊》和《人民文学》相继发表您的长诗《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引起中国诗坛震动，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创造这两首长诗?您最想抵达读者心灵的东西是什么？
梁平：《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这两部长诗构成了我的《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诗学界关于这两部长诗的评论已经太多，似乎没有太多的必要由我再来絮絮叨叨。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一个城市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不可替代的。这里包括这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人价值和个人品质的形成。
《重庆书》这首长诗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写的是，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我选择了两条线索营造全诗的精神氛围，一是这个城市的血型，另一个是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一方面我试图让这个城市的血型浸透人的骨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人的生活经验去验证这个城市的血型。
而三星堆，至今对于人类考古学还留下了很多谜，作为诗人需要有一种敏感。《三星堆之门》是关于三星堆的第一部长诗，我期望通过文学的想象，能够层层揭开古蜀的面纱，讲述对黄金权杖的猜想，对陶片、青铜、无名的石头的倾听，寻找一条从物质家园到精神家园的路。《三星堆之门》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密，而在于找到了家，找到了根。
两部长诗经由对巴和蜀历史文化的回溯，力图解决如何理解一个人的自我，一个人的民族、历史，以及一个人在社会、世界和事物格局中的地位，如何解决精神寄托、自我反省、情感沟通和文化绵延等诸多生存问题，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踏实和安宁。
龙源期刊网：您曾说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创作出标志性的长诗为自己佐证。您是否对长诗创作比短诗更为看重?您的诗歌创作是否也以长诗创作为主?请谈谈您近期的创作情况。
梁平：写长诗对自己是一个检验，检验自己的诗性、智性、判断力、选择力以及面对宏大叙事、抒情的驾御能力。这仅仅是我对自己写作的一次挑战。
只要是诗，要写好都不容易，没有谁重谁轻的问题。我自己写的短诗恐怕也有几百首了吧，而且，被译介到国外的都是短诗。在我的写作中，不会因长短来确定我创作的主次，而是取决于我所选择的题材。
最近要出版一本名为《琥珀色的波兰》的诗集。就是几十首短诗，中英文对照，由联合国夏沛然先生和他的夫人王渝共同担任英文翻译。我很看重这一本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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