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厨房、晚报或者流浪：路也诗歌印象
作者：冯 强 洪小雁
“莎士比亚有一个小妹妹，不过不要在锡德尼·李爵士所写的莎士比亚传记里去找她。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哎，她一个字也没写过。她埋葬在现在停公共汽车的地方，就在“大象与城堡”酒馆的对面。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出过一个字并且埋在十字路口上的诗人现在还活着。她活在你们身上，活在今天晚上不在这儿的许多别的女人身上，因为她们正在洗碟子，送孩子们上床睡觉。”[1](注：[1]（英）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王义国译，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第57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生版社，2000)
这是八十年前伍尔夫在剑桥的女子学院所作讲演《自己的一间屋》中的一小段。其实在更早的新文化运动中，娜拉何去何从在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现在好了，娜拉各方面的独立使她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屋，她可以提笔书写她所热爱的诗歌了。
路也首先视诗歌为生命，其实才是文本，把诗歌当成生活的日记来写，不曾梦想大的格局。倘若我们可以从一个热爱生活的小文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歌创作，路也的面容姣好许多。她是极其平民化的诗人，“厨房、晚报或者流浪”，拟定这样的标题是尽量向她的诗歌靠近，并非实指。它源于我对路也最近几首诗歌的阅读印象。回溯性地阅读让我对诗歌写作的惯性有更多的了解：
我的心划分出多个时区，后背恨不得长出螺旋桨
我的身体一边晚霞斜映，一边正太阳升起
我的记忆的赤道和北回归线如此清晰
我把厨房里的卷心菜当成地球仪
我用才华腌制鱼子酱，把一盆鸡蛋汤想象得浩瀚无比（《太平洋》）
16个版面均被梅雨笼罩
报头用的是钱塘潮般的字体
头版头条的标题醒目，看去犹如苏堤、白堤
其他标题，无论横排竖排
则都像湿漉漉的学士街或孩儿巷
新闻，好消息是柳浪闻莺，坏消息是南屏晚钟（《晚报》）
我们不擅管理
使得鸭子们全都跟我们一样
信奉生活中的诗意
渐渐夜不归宿，踏上伟大的流浪之路
哪管快活和失意
就这样，它们从人工养殖过渡还原成了
野鸭子
把自由主义的蛋，一颗颗地
产在无边的草丛里（《也许我愿意》）
这些诗歌可以在中唐找回它们的传统。“诗人选取价值微末的原材料，对它进行诗意加工，把它打造为较原来价值更高的成品；而添加上去的价值溢余，属于诗人。这是一种确认所有权、标志某物为己有的方式。”[2](i注： [2]（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第69页，陈引驰、陈磊译，田晓菲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白居易可以用整整一首诗八十个字来写他怎样吃一根笋。这类创造诠释溢余的诗歌的关键是其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是小型或者微型的，比如一棵卷心菜或者一份晚报。对物作机智的过度诠释提升了物的价值，这样的诠释——作为对抗常规价值的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归属于诗人。如同一枚私人印章，它的独特性暗示了它的排他性。这是一纸文化意义上的占有契约。在诗歌中，路也一直在苦苦寻求一个安全的可以让诗人安心生活的家：
给出十年时间
我们到江心洲上去安家
一个像首饰盒那样小巧精致的家（《江心洲》）
菊叶蛋汤、清炒芦篙、马齿苋烧肉
江虾炒韭菜、凉拌马兰头
读一张菜单像是在读田野的家谱
宽大的餐桌像沙场，摆在篱笆围起的露天小院
我们要把江心洲的四季
品尝、咀嚼，吞咽，并且消化
月亮升起来
给每个菜里加了一点甜味（《农家菜馆》）
请允许我
用读宋词的腔调来朗诵这张菜谱：
兰花春笋、豌豆黄、番茄腰柳。菊花鱼、龙井虾仁
千岛鱼头。小笼八宝糯米骨、玉米马蹄炒青豆。叫化鸡，
吴山酥油饼，东坡肉
至于词牌名不用满江红，不用清平乐
我看，就用这酒店的名字了：楼外楼（《楼外楼》）
不过还好，田野的家谱很快就成为餐桌上可供吞咽的食物了，人工养殖的鸭子也不必着急还原为野鸭子了。最好把它们藏在一个像首饰盒那样小巧精致的家里吧。这种收藏世界于一家的愿望很早就存在于文人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可以在福楼拜或者本雅明的著作里找到相关的纪录（当然它们很不一样）。我愿意用“居家化”来把握路也诗歌中一直隐秘存在的诗歌动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大学》中为中国文人规定的应该努力攀求的人生路线，失去官僚位置的现代知识分子掐去治国平天下，只去修身齐家。它留下的一个弊端是“家”仍然是“以中心而非边界来理解空间的意识”，[3](注：[3] 同上，第71页)它必然导向一个吞噬一切的极权性总体结构。[4](注：[4] 我这样说很可能让路也大吃一惊，其实我也知道路也是一个很友善的老师，但在一些诗人那里诗歌并不构成对人格的说明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里只是希望以比较轻松和缓的方式完成一次诗歌解读)路也的诗歌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显然已经松散了许多——它们已经不与政治秩序同构——但它们仍然隐含着这样一种极权性的结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伍尔夫在同一个讲演中的话：“我发现自己实在简短地、平淡无奇地讲着话，因为保持自我比任何别的事情更重要。倘若我知道如何把事情说得崇高的话，我就会说，不梦想去影响别人。要想到事物的自身。”[5](注：[5] 同1，第573页)“要想到事物的自身”，哪怕是田野里的一只鸭子。不是说鸭子不能吃，吃也要对生育鸭子的田野保持必要的尊重，不能把田野的家谱直接屠宰为菜单。在伍尔夫那里，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意识，她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越界。“居家化”则意味着可以随意越界，居家的诗歌女王随意调遣她视野中的词语，它的要义就是方便使用。所以其中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对一只鸭子的尊重，它首先应该是对能够把鸭子带向在场的语言的尊重。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留在文章的最末来谈。
诗歌的越界意味着诗歌蜕变为意识形态。伊格尔顿曾以厚厚的一本书来梳理审美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通过抑制存在于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令人迷惑的关系”，审美意识形态使语言“自然化或现象学化，并因此陷于用意识形态思想所特有的方式来把意义的偶然性转化为有机的自然过程的危险之中。”[6](注：[6]（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序言》，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伊格尔顿站在西方宏观政治或泛政治的视野来说这番话，倘或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个人的语境中来理解，则个人化的审美倾向同样可能演变为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一首温情的《素食主义者》能掩藏怎样的伤害与被伤害呢？
我的革命手段是温柔
我的哲学是非暴力，我的道德是平等
我穿着胡萝卜缨子的T恤和荷叶的短裙
向所有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鱼类和昆虫
致以人类的崇高敬意（《素食主义者》）
假设昨天无辜的我被一条狗咬了，不得不去注射狂犬疫苗，虽然我倾向于相信这条狗同样无辜，但我实在无法向这位哺乳动物致意。诗人无权代他人向一个第三者致意，这属于诗歌当中认识的越界，诗歌中的独断论，为可能的读者带来可能的伤害。因为温柔的革命仍旧是革命，非暴力的哲学一定会有一个暴力的裂口。革命、暴力、平等，这些激进的词语须引起诗人的警惕，以防温柔地杀人。其实路也对此早有感触，我在济南读书时读到她发表在《齐鲁周刊》上的一篇短文，《弱者的暴政》，写王尔德历数他的同性情人波西如何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名声满足自己难填的欲壑，“由于波西的虚荣和冷漠而使得这个唯美主义的天才进了幽暗的牢房，肉体生命也受到凌辱和摧残。王尔德悲哀地指出，这是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这是惟一历久不衰的暴政”。弱者欺侮强者，且以诗歌的名义，这样的词语组合让初涉文学的我震动并且流连。以后读到她的诗歌，看见自己乘坐48路车无数次经过的“舜耕路”，未免心有戚戚。生活的温暖包裹起我。现在我的成长让我认识到我需要有能力把这种温暖包裹进我自己，就像宇所安提醒的，我必须为读懂现代诗歌准备足够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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