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哈罗德·品特访谈
作者：［美国］安妮玛丽·库萨克 访 胡明华 译
2000年底针对美国监狱的虐待囚犯问题，品特在英国刊物《新国际主义者》中进行了谴责。美国司法部2000年9月曾发表报告说，美国监狱有“支持和促进虐待的制度性文化”。有据可查的虐待包括狱警野蛮殴打囚犯、狱警出钱让囚犯殴打其他囚犯以及对囚犯过度使用电击设备等残忍的非人道行为。美国威斯康星州《进步》周刊的记者安妮玛丽·库萨克曾揭露和报道过这一问题，她本人也是品特戏剧的爱好者。2001年3月，《进步》杂志刊登了安妮玛丽·库萨克对哈罗德·品特的专访。
问：早些时候，你对自己一些涉及政治的作品，如《生日聚会》、《哑巴侍者》或《温室》等，都是保持缄默的。但是最近，你却开始谈论这些作品，为什么？
品特：我也知道它们是政治性的戏剧，但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年龄——包括二十多岁的时候——我都不是一个喜欢参加各种组织的人。你知道，十八岁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拒服兵役者。我当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年轻人，我不想登上临时演说台发表政治言论，只想让戏剧充当政治言论的代言人，如果人们不理解，就让它见鬼去吧！
问：你觉得如果登上临时演说台就会脱离艺术吗？
品特：是的，我真的这样认为。我以为戏剧能充当政治言论的代言人，但它们并不能。
问：你作为一个拒服兵役者的经历是怎样的？
品特：我是非常坚定的。那是在1948年，我坚决不去参军，因为我看到在二战结束前冷战就已开始了。我知道原子弹对苏联已构成了威胁。我上过两次法庭，接受了两次审判，我都准备进监狱了。那时我十八岁。你知道，这属于民事案，而非刑事案。两次审判都是同一个法官，他两次都判处我交罚金。我父亲不得不筹集钱款，在当时那也是一笔大数目，但他筹到了。我每次上法庭的时候都带着牙刷，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我不得不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
问：你的家人的态度呢？
品特：他们对此很失望。确实是这样，我的行为在当时是耻辱的。然而，他们还是顺从了我的选择。你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做事都要听从命令的，那可是为国家服兵役。
问：什么改变了你看待自己戏剧的方式？
品特：我自己改变的。在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我不再沉默寡言。因此，我也能用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谈论戏剧。
在1973年，皮诺切特推翻阿叶德的事件大大震动了我。我对此事很吃惊也很反感。我知道这个事件是由美国，特别是它的中情局在背后指使的。当然，公开的资料已证实了这点。那个事件让我震惊地投入到另一种政治生活中去。
因此在70年代我只写过一两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戏剧。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一直都有些原则要坚持，你知道，我不写与政党有关的戏剧。
我也说不清楚我现在的戏剧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对此，你不得不询问一位教授该怎样做出解释，我是很难回答的。
问：但是你仍关注权力和无权的问题，那也是政治性的，不是吗？
品特：是的，当然是的。如果你说探究权力和无权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我想我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这是事实。
问：《回家》和《看门人》讲述了什么呢？你觉得它们表达了权力和无权的问题吗？
品特：我认为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是政治性的作品。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件真实的事情。特伦斯·拉蒂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英国剧作家，他对我说，“我知道《看门人》是讲述什么的，是讲上帝，圣灵和人类的。”我说，“不，它是关于两个兄弟和一个看门人的故事。”这才是根本。当然看门人这个形象是无家可归的。因此它也是关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物的戏剧。但我认为，它是关于三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物形象的戏剧。我不知道它怎么会是政治性的。
问：有一种经济危机的真实感觉，因为如果他失去了看守的……
品特：是的。看门人的情况正每况愈下。这非常正确。
我认为《回家》是一部有关家庭的戏剧。当然很多内容也涉及厌女症。法兰西喜剧院有一场该剧的演出，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我觉得它很不错。在第二幕开始有个非常有趣的演出片段：全家人吃完午饭，其中的一个男人侮辱了罗斯却表现得像个没事人一样，这时，男人们抽着雪茄烟进来了，然后，罗斯端着咖啡和弟弟进来，男人们坐下，罗斯给每个人倒上咖啡。这些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但它把内容表达得很清晰。
除了罗斯最后对那群该诅咒的男人们转败为胜这点，我还是很满意的。这是我的看法。罗斯在这出戏剧的结尾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女人，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男人们被抛在一边。我确实认为它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戏剧。
几年前在国家剧院上演这出戏剧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不是很成功。但它在结尾有一个精彩的片段。当时，罗斯和乔伊坐在一起，乔伊的头靠在她膝上。老男人在她旁边跪着说，“吻我。”哥哥伦尼站在后面。我只写道，“伦尼正站着观看。”而这个扮演伦尼的小伙子是个非常聪明的演员，很有天赋。我见过的伦尼一般都是站在那儿观看，想着：“现在我们到底能怎么对付她呢？我们控制不了她，没什么好说的了。”而这个伦尼是这样做的。（品特站起来，开始一步一步地移动，他越过肩膀回头看着，然后走向假设的罗斯。）那儿有道门。他打算一会儿就溜出去，他只是移动。这种表演很高明。你很快就能看出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无法控制她了。
然而，1997年我看的一场法国演出并不理想——演出结束后，我走上舞台和演员、导演见了面，指出他们把某些内容全搞错了。他们看起来是没有理解这部作品。这场演出是这样的，罗斯坐在这儿，伦尼从她后面出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一个占有的动作。我说，“那是荒谬的。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拥有她。”他们确实误解了。
不管怎样，我仍认为罗斯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女人，我一直喜欢这个人物。我认为她也是很脆弱的，但她能战胜并降服那些男人们。
问：你说过，作为一名不喜欢观众或“欺骗观众”的演员，与你的观众之间有种敌对的关系。那种关系是不是也给了作者一些创作上的自由？
品特：是的，但要体会那种自由可是要冒风险的。在我的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夜晚是在纽约上演《回家》的那次。那是在1967年，我不确定观众有多么大的变化，但他们穿着貂皮的外套和礼服，很有钱的样子。当舞台灯光上移打到《回家》的字幕上时，他们立即就反感了，“上帝，我们到底在这儿看什么呢？”我当时在场，能明显感到他们对演出的敌意。
了不起的是，演员们仍继续表演。他们感觉到了观众的敌意，甚至对观众也很反感了，但他们仍全心全意地表演。最后，观众被打败了。所有穿着夜礼服的男士和女士们都被震惊了，因为演员们能无视一切地进行表演。（他哈哈笑了起来。）我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夜晚。那是表演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典型的竞赛实例。毫无疑问，那次表演是成功了。虽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我并不想把这种看法夸大。有时，如果观众明智，有接受能力的话，我还是喜欢他们的！
问：我对你的某些戏剧如《山里的语言》和《出路》还是感到疑惑。
品特：我认为，它们更多的是公开的政治声明。
问：因此，在那种戏剧作品中，想像力就受到束缚了吗？
品特：不。你知道我写作的惟一方法就是任想像力驰骋。在《山里的语言》、《聚会时光》以及《出路》中，我确实对某些非常可恶的人物感兴趣。我说的“兴趣”，是指我乐于也希望去充分描述他们令人震惊的方面。当然在《出路》和《山里的语言》中有残忍的邪恶势力。你必须让那些邪恶的势力不受束缚地去展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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