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作者：［委内瑞拉］阿马多·杜兰 访 尹承东 译
另一位评论家为自己的一大发现而感到高兴。他认为加夫列尔（这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评论家们却企图把他跟我对号入座）将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全集带到了巴黎。他说：“这说明小说的作者承认受了拉伯雷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奥雷良诺第二反常的性行为和野兽般的性欲上看得出来，从何塞·阿卡迪奥硕大无朋的、画了花纹的生殖器上也看得出来。另外，总的来说，所有男性人物都性欲过分强烈，而且做爱的方式也异乎寻常。”我读着这些话感到很好玩，因为实际上加夫列尔带到巴黎的书是笛福的《大疫年日记》。我在这儿耍了点俏皮，最后把它改成了拉伯雷的全集，为的是给评论家们设下一个圈套。
你可要小心！说不定这种圈套也是你的潜意识给你自己设下的。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事实是，如果评论家们不钻进去，这些圈套是无害的，因为他们躲开这些圈套要比深入研究作品实质性的内容来得容易。毫无疑问，作品真正的谜都隐藏在这些实质性的内容里。举例说，许多评论家在对待阿马兰塔·布恩地亚这个人物上误入了歧途，他们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是多余的。惟一对这个人物做出正确解释的是德国人埃内斯托·福尔克宁，他是从阿马兰塔明显的乱伦嗜好出发进行分析的。好像阿马兰塔的确有一种社会学和道德上的考虑才怀上了将门第结束的长猪尾巴的孩子。她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每一次机遇她都缺乏勇气，没有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还是坚持我以前对你说过的：对一个评论家，不能苛求他具有魔术师的本领，可以揭开所有的谜。
一切优秀的长篇小说都是一个世界之谜。评论家们已经自觉地冒险承担起了这个揭谜的重大责任，应该期望他们来做这件事。自然，我不是说让他们去揭示《百年孤独》中那无数的对私人性格的暗示；那些秘密只有我亲密的朋友才能发现。在那儿，每一个日期都跟某个人的生日相对应。有一个人物的气质跟我妻子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物想给他的孩子起跟我的孩子同样的名字。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是简简单单地读读作品就能发现的。但是，相反，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指出书中存在的42处矛盾中的一处。这些矛盾是在书出版之后我自己发现的。也没有一个人发现意大利文译者给我指出的6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不管是在《百年孤独》再版时还是在它的译本中我都坚决不改，否则那就是不诚实了。
是的，我经常对评论家的工作成效持怀疑态度。不过，今天下午我倾向于保护他们。我认为应该给他们时间。
我的结论是，只要评论家不脱掉他们主教的外衣，更多地从基础的东西出发，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这部小说完全缺乏严肃性，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向读者传达《百年孤独》的真实观念。我写这部小说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厌倦了那么多纯属卖弄学问的故事，那么多乡土短篇小说，以及那么多不是要讲一个故事而是要推翻政府的长篇小说。总之，我厌倦了把作家看得是那样的严肃和了不起。这种装腔作势的严肃性本身就迫使我们逃避开了多愁善感的东西，逃避开了虚假的东西，逃避开了故弄风雅的东西，逃避开了道德上的欺骗、愚弄现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生活中都是真实的，在我们的文学中却不敢反映它们。以石铺路的好心文学搞了那么多年，我们也未能用文学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相反，却是把书店里塞满了味如嚼蜡的长篇小说，我们跌入了一种任何作家、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原谅的境地：失去了我们的公众和读者。现在，我们放下了点儿架子，观念不再那么傲慢，才开始争回了一些公众和读者。
承诺文学和现实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当代文学的非常重要的方位。你不认为自己是个承诺文学作家吗？
为了不把事情弄错，我们先从事情的结局说起。我认为世界迟早要实现社会主义。我希望事情是这样，而且越早越好。不过，我也相信有一件东西会拖延这个过程，这就是糟糕的文学。如今，在长篇小说中身价最高的所谓社会小说，也就是承诺文学方面，我的个人存货基础是残缺不全的、排他的，因此它注定只能使读者观察到局部世界、局部人生。这类文学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失败使我们想到，拉丁美洲的读者，尽管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却意识到了这种文学的局限性。因此，作家们出于那么善良的愿望去表现我们大多数人的政治和社会悲剧，这只不过是荒唐至极的举动；其结果是他们最后变成了世界上的最少数派：没有人读他们的作品。萨特说过，为了让法国人记起被占领时的恐怖景象，只要写一写德国军乐队在公园里举办的音乐会就行了。我认为这对我们同样有效。我认为对拉丁美洲的读者不需要再继续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受压迫和遭受非正义的悲剧，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太了解这些事了。这是他们的亲身遭遇。现在他们希望小说给他们讲点儿新鲜的事情。
我认为，为了让拉丁美洲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要做的最有效的贡献不是写那些虽出于善心却是没人看的小说，而是写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朋友们觉得有义务给我们指出写作标准；我要让这些朋友看到，他们指出的那些标准是限制创作自由的，而一切限制创作自由的东西都是反动的。总之，我真心地希望朋友们记住，一部美丽的爱情小说不会背叛任何人，也不会推迟世界的进程，因为一切艺术作品都会促进人类的进步，目前的人类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进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认为作家的革命责任是把作品写好。这就是我的承诺。
全面地考虑起来，你认为什么样的小说是理想的小说？
一种绝对自由的小说。它不仅由于其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而令人不安，而且也由于它深入现实的力度令人不安。假设它能把现实翻个个儿，让人看到现实的另一面，那就更好了。
现实，这一点我们应该谈一谈。我第一次读《百年孤独》时，特别发现了两件事：丰富的想像力；特别注意在讲述布恩地亚一家的故事时不打断叙述的结构和语言结构。但是在读第二遍时，我想到了书中也存在此类打断的意图，它在结束时就打断了现实。那时我联想到了普鲁斯特，想到了他以巨大的努力塑造的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我也想到了康拉德。坦白地说，我认为如何对待现实是我们在谈论叙事文学的形式时应该给我们自己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一。
我惟一知道的是，毫无疑问，现实最后不是跟西红柿的价格相同。日常生活，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担负着表明这一点的责任。1894年在亚马逊地区作了一次神话般旅行的美国人F.W.UP. 德格拉夫看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条河是沸水，那地方的人说话会引来瓢泼大雨，一条大蟒有20米长，身上落满了蝴蝶。陪同麦哲伦做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植物、动物和人的足迹，后来这些事就杳无音信了。在阿根廷南方一个叫科莫多罗·里瓦达维亚的荒凉之地，极风把整个马戏团卷到了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的网从海里捞上来的不是鱼，而是狮子、长颈鹿和大象的尸体。几个月以前，一个电工早上8点钟敲我家的门。门一打开他就说道：“烙铁的电线应该换了。”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走错了门，于是请求了原谅，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的妻子用烙铁，电线真的烧了。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只要读读报纸，或睁大眼睛，就足以感到要和法国的大学生们一起高喊：“心想事成，想像力是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