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记忆、想象、现实
作者：佘 军
同样，谭恩美还利用中国迷信，充分发挥想象力，进一步打破了美国主流社会潜意识中形成的中国女性的滞定形象。在《通灵女孩》中，谭恩美赋予李宽以一双能和阴间的鬼魂沟通、看到前世今生的“阴眼”。李宽利用迷信帮助自己的胞妹奥莉维娅完成与白人西蒙结婚的愿望，并在他们的婚姻接近崩溃之时说服他们回到自己的中国故乡旅游；而后，当他们的感情有了转机之时，她却神秘消失。奥莉维娅与此同时有了身孕，她相信那是姐姐送给她最好的礼物。《正骨师的女儿》中的宝姨也是利用迷信，在自己的女儿欲与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订婚之时利用男家害怕她的鬼魂日后会不停地干扰他们家的生活，选择自杀来挽救女儿的前程。李宽和宝姨这两个人物形象深深肯定了中国女性的正面性，她们不是邪恶的龙女，更不是害羞的莲花。她们对家人的爱之深、对仇人的恨之切进一步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所持的东方主义话语。
三、现实：
挺进西方主流文化中心的坐标
谭恩美的小说创作并不只停止于打破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女性的传统偏见，其目标更远。用她本人的原话，“如果我不得不给自己某种身份，我会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我相信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的情感、想象和兴趣都是美国人才有的。我的特征可能是华裔美国人，但我认为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她特别反感主流评论家们将她的作品一味地以非小说，描写文化冲突，移民，或以族裔文学为主题等等的分类将她的作品边缘化的倾向。她在多个场合再三强调，她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如果她对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了解很清楚的话，那她就是一位社会学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作家了。她认为当代作家有必要说出自己的创作目的，“那样可以作为矫正他人对他们创作目的的妄自揣测。”因此，谭恩美创作小说以挺进主流文化中心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
现实生活中，谭恩美是华裔，就像其他当代美国作家如托尼·莫里森一样，选择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物作为对象进行创作，她因此选择华裔美国人这个美国特殊群体进行创作。我们不能因为她们的创作对象不同就否认其中某位作家创作的不是美国小说。作为女性，谭恩美从自己在美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关心周围与自己一样的女性的生活现状，挖掘女性创作题材，创作美国小说。
细读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对当代美国人之间情感和关系的探索是其小说创作的最大主题。尽管小说背景都与中国有关，但她关注的一直是当代美国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包括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她将当代美国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纠葛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读者。在前四部小说中，她突出了对母女关系和姐妹关系的探索，捕捉到了当代母系文学话语的显著特点，顺应了女性主义的运动，凸显了当代美国文学中强韧的华裔女性形象。在最新出版的小说《救鱼不溺死》中，她则聚焦于当代美国人之间的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和朋友关系，将一个后现代式的当代美国人的内心情感细腻、真切地刻画出来，反映出一种后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小说中，十二位美国人在他们的朋友兼导游六十三岁的华裔美国女性陈碧碧意外死亡后，按照事先的日程由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坚持自发旅游。经过旅游中种种意外经历之后，夫妻、情人和朋友之间都有了新的了解、新的发现。在这部小说中，谭恩美借陈碧碧之口述说了当代美国人的内心情感：“当你生命中所有失去的东西被发现之时，将它们用记忆和理智的胶水拼贴在一起，你将会有新的发现。”
同时，无论是从小说的标题，还是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谭恩美在其最新一部小说中都是在用一种中国佛家的思想来考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在小说的扉页，谭引用了无名氏讲述的一则故事：一位虔诚的人教导自己的门徒：夺人之命，恶也；救人一命，善也。因此，他每日用网去湖中取鱼，好让它们不至于溺死在水中，可很快发现，鱼儿离开水后，却溺死在空气中，他只好把鱼拿到集市去卖，然后买更多的鱼网用来救更多的鱼。同时，作者在该页还援引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和剧作家加缪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恶事总是来自于无知，因此，良好的用心也会因为缺乏理解而铸成大错。”无论是无名氏的故事，还是加缪哲理性的话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佛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又一次被谭恩美巧妙地用来服务于她创作的目的。
评论界对谭恩美的创作早有这样公允的评论：“事实上，谭恩美开始创作的是一种美国文学的新样式。”“谭的作品，一度被归类为族裔文学，然而却回荡着穿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同主题，……她的作品给她带来的有评论家的赞誉和诋毁，爱好者的崇敬，还有当代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之一的地位。”谭恩美凭借自己对普通人之间情感与关系的探索挺进主流文化中心。她的作品缘于现实，用记忆和想象作为铺垫，而后又归于现实，现实是她用创作挺进主流文化中心的坐标。
结语
记忆、想象和现实在谭恩美的作品中交错庞杂、彼此交融反射。记忆是现实的积累，想象是现实的能动反映，现实因记忆和想象的作用而发生改变。在《命运的另一面》中，谭恩美对其创作有这样的观点：“记忆孕育想象，”“我的想象和现实几乎无异，”“我对现实和想象生活记忆的把玩犹如女孩们对于芭比娃娃、男孩们对于他们的阳物那样痴迷。”谭恩美在其作品中充分运用记忆、想象和现实材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进行利用以服务于其创作目的——走向中心。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曾受到美国华裔男作家赵健秀的严厉批评。他对谭恩美和汤亭亭进行全然的批判，斥责她们更改中国神话、歪曲它们的意义，以逢迎西方读者。表面上看，赵健秀的批评不无道理，因为赵本人就是文化民族主义阵营的一位鼓手和呐喊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华裔民族在美国属于少数族裔，19世纪以来的移民历史给他们的内心流下了很深的创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一直受到排挤，结果，他们在文化上处于一种相对无根的状态；而且，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尤其是华裔女性，向来操持一种传统偏见：华裔女性不是“邪恶的龙女”，就是“害羞的莲花”。这种对华裔女性既定的偏见决定了华裔女性的文学创作道路，比之于华裔男性，更曲折、泥泞、举步维艰。华裔女性只有利用深刻的人生和民族文化记忆去走一条隐性的创作道路。谭恩美的作品成功地进入主流文化并且影响巨大是其小说创作策略的成功运作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创作策略并没有显而易见地跃然纸上，而是体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本文为南通大学05W045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佘军：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2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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