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记忆、想象、现实
作者：佘 军
一、记忆：
满足西方主流文化需求的出发点
谭恩美在作品中对华裔女性记忆中中国的描写是其声名鹊起乃至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小说以退为进文化创作策略的第一步。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虽然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在出版当年连续9个月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表明其作品在文化心理上大大地满足了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需求。中国大陆在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文化封闭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激起美国主流文化层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渴望。其后的三部长篇小说更是受到主流读者群的青睐。从其母亲以及其他中国女性的记忆深处，谭恩美在这四部小说中以女性主义的话语描绘出记忆中的一个个有关中国的文化意象：从传统中国家庭、婚姻到传统的中国饮食、迷信，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等等。在这些中国文化意象的描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谭恩美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眼光审视和阐释中国文化，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女性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歧视，从而吸引了主流读者的关注。
首先，在传统中国家庭和婚姻文化的表述与转述上，谭恩美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将其母亲一代记忆深处的父权和夫权制中国意象充分展现给西方读者，满足他们的文化心理需求。美国学者玛丽·艾伦·斯诺吉拉思在其2004年出版的《谭恩美文学作品伴读》中对谭有这样的论述：“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谭恩美母亲的个人经历影响了谭恩美的整个创作。谭母移民美国是在痛苦经受传统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后作出的选择。在谭的前四部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女性痛苦承受传统婚姻和家庭的父权和夫权的记忆性的讲述。《喜福会》中的龚琳达回忆小时候经历的包办婚姻，同一部小说中，许安梅回忆其母丧夫后，受人欺骗等一系列不幸的人生经历。《灶神娘娘》中的江薇莉回忆年轻时受大婶安排，嫁给一个有着恶魔般性格并且虐待女性的男人——文富。《正骨师的女儿》中的刘露琳回忆生母宝姨悲惨的一生。对于这样的女性记忆，作家本人的女性主义观点早就反映在小说《喜福会》中：“那就是中国。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她们没有选择。她们不能言说。她们无法逃脱。那就是她们的命运。”谭恩美将女性的痛苦归因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父权和夫权，以此赢得了关注的目光。
其次，谭恩美在作品中以东方主义的视角表述了记忆中的传统中国饮食和迷信文化，进一步吸引了西方读者。有关中国饮食和迷信文化的描述，更生动体现了谭恩美作品有关中国文化诠释的真实性，更能激起西方读者对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的好奇，更容易衬托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从而可以印证美国主流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的正确性。事实上，美国对待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19世纪以来已日渐成型。19世纪后半期，大量的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从事开矿、筑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美的中国女性大多从事地位低下的洗衣、卖淫等工作。然而，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美国主流社会认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白人的工作机会。中国人成了当时经济危机的替罪羊。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限制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和阶级背景。中国人已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他者”。谭恩美在作品中通过对中国饮食和迷信的描述，从更具体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在美国这样一个现代、文明、发达国家面前的“他者性”。例如，在《通灵女孩》中，李宽带着她的胞妹奥莉维娅和奥莉维娅的白人丈夫西蒙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故乡，家乡的好友杜丽丽用一种特殊的“泡鼠酒”款待他们。喝过之后，奥莉维娅和西蒙才发现在盛酒的酒瓶瓶底有一只已经被浸泡了20多年的老鼠。他们“彼此看看对方，开始大笑，直到哽住，用手紧紧抚慰自己的胃部”，庆幸自己还活着。在该小说中，还有一幕李宽回忆杜云和大妈杀青蛙、烹饪青蛙的详细描写。这种对中国人杀青蛙如此之熟练程度的描写，说明青蛙是中国人的餐桌上常见的膳食。另外，还是在这部小说中，有中国人在市场上向奥莉维娅和西蒙兜售猫头鹰以作食物的描写。那位手持猫头鹰兜售的中国男子告诉他们，吃食猫头鹰可以“给你力量和雄心”，而且“对提高视力有好处”。奥莉维娅和西蒙买下了那只猫头鹰，然后把它给放了。在该小说中，谭恩美还通过奥莉维娅的眼睛，描述了大妈的遗体入棺前被穿戴服装的过程。大妈的头用纸掩着，上身着七件衣服，下身穿五条裤子，棺材旁还系着一只活公鸡。这样，大妈便可以顺利完成去阴曹地府的旅程。杜丽丽和李宽两人带有戏谑性的质疑指出了中国迷信的荒谬。谭恩美从细节上着手，对中国人的饮食和迷信进行了戏谑性的描述，这正是西方主流读者所期待的。
最后，谭恩美通过再现其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和记忆，重述中国近现代史，进一步吸引了西方主流读者。在作品中重述中国的近现代史，特别是重述有美国人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是谭恩美创作策略的另一个吸人眼球的亮点。在《灶神娘娘》中，谭恩美通过江薇莉的回忆，再现了日本的侵华历史。评论家贝拉·亚当姆斯通过研究认为，小说《灶神娘娘》的价值就在于它再现了“世界上那一特殊阶段的历史，也就是日本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在该小说中，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最终由于美国飞虎队的到来被打跨了。在《正骨师的女儿》中，也有有关日军侵华的描述。在龙骨山附近的基督孤儿院门前，日军用枪射掉了一排美国国旗。孤儿院的美国人古里托芙小姐拼死保护56名中国女孩，如此等等的有关美国人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描述旨在说明中国人，正如斯皮瓦克在《属下可以言说吗？》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美国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救星”。美国主流读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美国人参与的中国历史事件的了解由此可以更加确认美国在中国面前的代表性。谭恩美作品在美国主流读者群中影响的广泛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想象：
匡正西方主流文化传统偏见的原动力
不过，谭恩美并不一味以迎合西方主流读者的口味为其创作目的。她运用中国文化以迎合主流读者的创作只是其以退为进策略的第一步，是其颠覆美国东方主义话语、打破华裔女性“滞定型”形象的前奏。可以这样理解，吸引主流文化的注意是为了更有力地匡正主流文化潜意识层对中国女性既定的偏见。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女性的偏见由来已久。华裔美国学者林胡平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幸存于金山：华裔女性历史及其生活》中指出：“尽管华裔美国女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她们在流行文化和历史作品中的形象仍然被歪曲了。事实上，自从中国女性到达美国大陆的第一天起，她们就被美国民众定格为具有异国情调、颇具诱惑力的玩偶。”根据华裔美国评论家林英敏的研究，“在美的亚裔女性有两种滞定形象，代表两个极端：妓女/圣母或‘阁楼上的疯女人’/‘屋内的天使’。在这一系列的一端是龙女形象，一个恶魔似的女性傅满洲。她那鹰爪一样的手指有六英寸长，紧身的旗袍一直开到大腿，一边充满诱惑力地微笑，一边对着足有一只脚长的烟具吐着烟圈，那种样子可以轻易毒害一个男人。这样一个东方妖女，令人着魔的同时而又充满危险。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害羞的莲花或中国娃娃：矜持、小巧、温顺。她很谦逊，一边摆弄纤细洁白的玉指，一边窃笑，总是走在男人十步之后，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她全身心地伺候他。”这两种华裔女性的滞定型形象是美国主流文化、东方主义话语的典型代表。谭恩美在其2003年发表的非小说著作《命运的另一面》中有这样的表述：“幸亏有我的母亲，我被培养成一个有无限想象力的人。”具有大胆想象力的谭恩美在其作品中还是通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重述和移植中国神话、借用中国迷信，从而有力地打破了华裔女性的那两种滞定形象，为华裔女性正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