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美国大众文化与后现代小说
作者：罗小云
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国民性的是越南战争，它使公众对政府普遍置疑，文化生活中充斥的是忧虑和恐惧，人人感到政治的沉闷和压抑。各地兴起的反战运动秉承早期民权运动传统，起源于校园文化的自由言论运动，主要是为了突破长期以来保守主义思想的禁锢，反对政府向海外扩张干涉的军事行动和霸权主张。诺曼·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1967)中讲述了在1967年10月里连续四天的反战抗议活动，深入探讨了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将现实的混沌无序和文学的荒诞夸张熔为一炉，绝佳地再现社会本身的寓意。《哈泼》杂志破天荒地用长达九万字的篇幅介绍此书时写道：“我们相信梅勒先生在这一危急关头对自己和同伴们所做的描述，将使美国人在今后许多年都受到启迪和震撼。”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身先士卒和其他人一样勇于参加反战运动：“在他们前面是一道低矮的拦绳，离地不到一英尺，从停车场陆续涌来的抗议者站在绳子后面，洛威尔(美国著名诗人)、梅勒和麦克唐纳尽力往前挤，直到前面只剩下绳子和宪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梅勒是用参与反战活动的实践来完成文学创作的。许多作家同梅勒一样，对社会现实作出迅速的反应，即使后现代小说也能紧扣时代的脉搏，聚焦民众关心的主题，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文化的特色。
互联网与多元文化
20世纪末由于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多媒体和各种音像制品如潮水般地涌来，将人们带入影像时代，其特有的互动性使大家可以共同参与文化产品的制作，如网络小说的创作等。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大众媒体使民众处于后现代的景观社会，在大公司和广告商的促销攻势下，人人期望在文化消费中实现自我价值。多媒体技术将高雅艺术甚至严肃的科学研究转变为普通人能轻松接受的信息，有意识地模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是杰姆逊所指的“深度模式的消失”，这种文化具有道德上的模糊、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经典的戏仿以及由各种文化符号的杂糅等特点，并能批量生产，甚至无限复制，而这些都是后现代小说同样具有的特征。约翰·巴斯早在小说《羊孩贾尔斯》(1966)中就预言了这种时代的到来，他融神话、寓言和科幻于一体，对机器或掌握机器的怪才在未来对民众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表示忧虑。唐·德里罗在《白噪音》(1985)里强调了信息爆炸的后果，认为人类最终会因环境污染和偶然事件导致毁灭。冯尼格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则暗指美国在80年代初期发现的“艾滋病”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将使人类进入逆进化(devolution)，从头开始文明发展的过程；他甚至以一百万年后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作出评判，并在《时震》(1997)中预言核武器等高科技将使宇宙秩序陷入混乱，对世界末日的降临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既是美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风格迥异、热衷创新的后现代作家也意识到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不得不从多元文化的层面加以反思。这种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主要是为了解决讲法语的居民在讲英语的社会中争取平等权利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早有“熔炉”的说法，其实它包括了多元文化的成分。19世纪大量移民涌入时，吸引外国移民和向西部扩张是美国神话中的两大主要内容，新来者为了尽快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及时融入陌生社区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不得不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学会容忍文化间的差异。在20世纪末，现实似乎重复了历史。人们在惶恐中发现，不得不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后，又要面临“全球化”掩盖下的“美国化”。1990年1月当首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张营业时顾客趋之若鹜地排队等候，当天就创下接待三万人的纪录，这足以说明美国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出人们对西方生活体验的渴望。每年畅销小说的评选和好莱坞电影大片的跟进，将大美国主义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推向全球，互联网和英语的霸权话语更使这种文化入侵来势凶猛。人们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末以来陆续发生的恐怖事件则凸显了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和可能带来的灾难。因而当代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大力主张在尊重各种文化特点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沟通。科马克·麦卡锡在小说《边境三部曲》(《骏马》(1992)、《穿越》(1996)和《平原上的城市》(1997))中就以有关马的故事探索了西部神话是否还能继续，用人与野狼的交流审视对大自然的态度，从边境地区的特殊环境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预言当代文明的发展。在促进民族间沟通和文化融合方面做得很好的还有美国少数裔的作家，如：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和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都以独特的视角对美国梦加以解读和对原型神话进行戏仿和重建，对文化冲突、身份问题和种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中取得可喜成就，令美国文坛刮目相看。
结语
当代社会的现实迫使作家们由荒诞虚无、不确定、去中心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其他写作实验，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文化和历史重新审视并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在这方面，菲利普·罗斯的改变最为明显，其作品从怪异荒诞的《波特洛莉的哀怨》和《乳房》到直面政治现实的《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秽》。有的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欣然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如曾以《隐形人》而闻名于世的拉尔夫·埃利森耗费近四十年的心血写成的《六月庆典》(1999)。他以截然不同的风格描述了麦卡锡恐怖时代人们的悲惨遭遇，用黑人音乐的节奏来表现社会、种族和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具有寓意深刻、回味无穷的史诗般效果。目睹后现代小说的发展，约翰·巴思也将“枯竭的文学”改称为“补充的文学”，他认为“艺术的常规可以隐退、颠覆、超越、改变或者反抗自我，以便产生新的生机勃勃的作品”，后现代文学则弥补了现代主义和那之前的其他文学的不足。应该看到，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微妙的，太近则会退化为庸俗读物，太远又将失去读者，作家们既要从文化环境里吸取养分，又要防止遭遇没顶之灾。冯尼格特指出，重要的是人们能从电视的喧闹中摆脱出来，因为“文学是唯一需要观众参与的艺术，要学会读书，而且要读得很好，才能了解里面的寓意”。他认为缩短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吸引和教导他们阅读是必要的。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小说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自如地运用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巧，他们的作品其实可以被看成广义上的后现代小说。当前的文化将走向何方，这些著名的作家也使出浑身解数加以预测。多克特罗推出《进军》(2005)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答案；罗斯在《阴谋反美》(2004)里分析现实焦点；而麦卡锡则在《道路》(2006)里描绘世界末日后的情景。这也显示出后现代小说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国内出版社近年来也系统地推出了这些作家的翻译作品，从他们的写作风格、主题选择和语言特点的变化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潮流波动的巨大影响，充分了解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有利于从更加宽泛的视野解读和接受它们。
2006年9月8日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罗小云：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研究所教授，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士 邮编：4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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