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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众文化与后现代小说
作者：罗小云
美国早期的文化环境与小说创作
从广义上讲，文化泛指语言、仪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流行时装、饮食烹饪以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多数家庭没有什么书籍，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许多人手里仅有的只是《圣经》，那时广泛传播实用信息并对普通人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各种历书，所谓的文化场所不过是一些小酒馆。1833年9月3日，一种定价一便士小开版的报纸《纽约太阳报》出版发行，赢得许多读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大陆的生活总的说来是乏味的，人们努力寻求感情上的倾泻和精神上的寄托。19世纪中期盛行的感伤小说就特别适合那些中产阶级女性，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没有多少读物可选。霍桑在1885年抱怨道：“现在的美国完全被一群可恨的胡乱涂写的女人征服，因为大众的口味只适应无聊的垃圾。”他所指的是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以及斯陀夫人的《牧师的求爱》等小说。南北战争后由于印刷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阅读能力也相应提高，其大众文化的特色是廉价小说的普及。最早的廉价小说是1860年6月由比德尔—亚当斯公司出版的《梅里阿斯卡，白人猎手的印第安妻子》，那是重印的1839年由《女士伴侣》杂志连载的安·S.斯蒂芬夫人所写的故事。这些文化快餐来势迅猛，霍拉肖·阿尔杰(1832—1899)一人就写出一百三十多部通俗小说，其中像《衣衫褴褛的狄克》(1867)一类的故事给当时的美国人以勇气和信心。廉价小说风靡一时，仅比德尔—亚当斯公司就连续出版321期，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才停止，这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培养了作家队伍和读者群。同一时期的西部开发热明显地加剧了工业相对发达的东部与急速扩张的西部之间的冲突，进而形成影响多数美国人生存方式的西部文化和产生大量的西部小说(廉价小说之一)。通过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向西领土扩张后，这个原来只是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快速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世界大国，与这种扩张意识相呼应，当时的大众文化对西部形象做了远比现实更美好的描述。为了满足人们对西部了解的渴望，巴鲁姆在19世纪40年代发起“狂野西部演出”，并逐步风靡全国，演出内容有“猎杀野牛”等，对西进运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作家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的反应则比较谨慎，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还有许多后现代小说家才对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1985年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孤独的鸽子》(获1986年普利策奖)和《野牛姑娘》(1990)就巧妙地运用后现代技巧展示早被人们遗忘的西部历史和文化。
爵士乐时代的大众文化
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产生于20世纪初。都市的工业化极大地削弱了传统文化对原有大家庭的影响，人们纷纷涌入城镇，脱离家族、社区、地方风俗、宗教等势力的控制，由此产生一种文化真空。对来去匆匆的人们而言，最方便的是用廉价的文化产品填补这种真空。文化成为可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商品，进而又形成文化产业。这正体现了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不同之处：它是由所有人参与和欣赏的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进入享乐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象征是爵士乐。这种源于黑人文化的音乐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黑奴获得自由后其独具特色的音乐也从种植庄园走向整个社会，演变为后来的圣歌、爵士乐、节奏和蓝调、摇滚乐和说唱音乐，其影响实际上贯穿整个20世纪。爵士乐的冲击力既是美学的又是社会的，它的即兴表演特性和多重风格迫使人们打破艺术束缚，发出各种文化不同的声音。它来源于黑人文化，但最终超越种族的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艺术，在打破通俗文化和高雅艺术之间界限、弥合文化间的差异所起的作用都与后现代小说极为相似。1938年10月30日，奥森·韦尔斯播出根据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星球大战》，他在节目《水星空中舞台》中的逼真表演给成千上万人带来世界末日的恐慌，这可以被看作大众媒体在文化生活中显示巨大影响力的开始。爵士乐时代的文化现象可以从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清晰地看到，他以亲身经历描述了那段奢侈浮华、令人焦躁不安的岁月。尽管该小说属于现代主义，但已开始呈现出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杰姆逊指出，“文学或艺术总是注重与现实保持某种积极的关系，要这样做就不可能让现实消极地封闭起来而远远处于文本之外。它们会将现实拉入自己的结构之中。” 作家书斋外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不过是作品的潜文本，这种作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潜文本并不自动呈现出来，而是通过作品而再现。对于爵士乐时代的文化影响，E.L.多克特罗后来特地创作长篇小说《拉格泰姆时代》(1974)作为回应。他充分运用流行黑人音乐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模仿变化多端的切分音恰如其分地表现动荡中的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初黑人音乐拉格泰姆迎来复兴时期，再次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亮点，特别是1973年电影《骗中骗》中拉格泰姆的大量运用，并获得奥斯卡音乐奖，被认为是经典与流行完美结合的典范。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将读者拉回已经淡忘的过去，使他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官方历史记述的是20年代大众文化忙于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建的创造力和激情，然而托尼·莫里森看到的是另一面。她没有像许多作家那样描述喜庆和狂欢，却在《爵士乐》(1992)中讲述哈雷姆区黑人社会中的反抗和挣扎，提醒人们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她在小说的开端就使用了急促的爵士乐节奏，将读者飞快地带入那疯狂的年代。她甚至认为这种音乐本身就使人混乱和恐惧：“就是这音乐。这种肮脏的、女人伴唱男人演奏的乐曲，双人起舞时厚颜无耻，一旦分开又疯狂之极……它诱惑你做出愚蠢淫乱之事，即使听到也如同犯罪。”莫里森所做的是利用这种音乐的手法解构这个时代，让人们看到社会被掩盖的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
美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暂时处于政治沉默期，而电影和电视的普及则建立了新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领引时尚的是好莱坞电影，如弗兰克·卡普拉的《漂亮生活》(1946)等。这类注重消费的文化形式使人们进入更加追求感官享受的休闲娱乐时代。1955 年由瓦尔特·迪斯尼在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所建的迪斯尼乐园，可以说是消费文化的象征。文艺理论家鲍德里亚形容美国社会中文化趋势时，认为迪斯尼乐园的功能不在于表现一个理想化的美国，而在于掩盖这样的真相：即“周围的整个洛杉矶地区以至全美国都不再真实，不过是超现实和仿像的结果”。昂贝多·艾柯则将迪斯尼乐园称为“彻底的假象之家和消费意识形态的经典”。多克特罗在小说《但以理书》中对迪斯尼乐园的文化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借笔下人物丹尼尔之口指出，迪斯尼乐园恰如其分地象征着赫伯特·马尔库斯所描绘的未来的“单向度社会”，它以一种极端的削减过程，对现实加以漫画式的再现，消除了文学和历史的两者辩证的一面。在多克特罗看来，这一切有着某种政治性暗示：“对大众来说，迪斯尼乐园提供的是一种被省略的速写文化，一种无思维的刺激，如同电击一般。这同时可使接受者对其国家的历史、语言和文学加以心理联系。在不远的将来，对付人口膨胀和高度控制的大众，这种技术特别有效，可以替代教育并最终替代生活经验。”当时另一象征是从1956年兴起的大型购物中心集消费、休闲、娱乐为一体，它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以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为鲜明的文化符号在各国出现时，其冲击力更是远远超过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这种情形在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小说《冠军早餐》(1973)中就有妙趣横生的描述，书中人物胡弗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包围之中，如运货汽车、美国国旗、冰淇淋蛋筒(替代自由女神的火炬)、米字符号(暗指肛门)、1492(有关美洲历史)，甚至阴阳太极图(外来文化)等，以至于精神濒于崩溃。实际上此时的社会本身已成为一部令人费解的后现代小说，因而许多作家不得不大胆尝试新的表现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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