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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艺术的身份标记：撕裂预先阐释的帷幕
作者：解 华
事实上，在第一部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就已经表达了这种“对欧洲的怀念”。 在这部书的开篇，昆德拉援引了胡赛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有关“欧洲的人性危机”以及对“ 存在的遗忘”的忧虑和反思。两位现象学大师认为，自笛卡儿、伽利略以来进入科学、理性 新纪元的现代欧洲，一直处于对“人性”、人的“存在（生活世界）”不断“遗忘”中。昆 德拉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说欧洲的科学和哲学真的置“人及其生活世界”于“遗忘 ”中的话，那么，欧洲的小说却正是深入到“人类的具体生活”中，将“生活世界”置于不 灭的光照之下。昆德拉认为，欧洲现代纪元的奠基人除了笛卡儿、伽利略还有塞万提斯，近 四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欧洲”之所以令人如此眷念，正是因为有了塞万提斯以来近400年的 “小说的历史及其小说的智慧”，而“小说的历史及其小说的智慧”正是欧洲精神的精髓所 在。
那么，这种代表了“欧洲精神的精髓”的“小说的历史及其小说智慧”到底是什么呢？从《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到《帷幕》，昆德拉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 早在《 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小说思想的“概貌”就已基本形成，只是在《被背叛的遗嘱》和《 帷幕》中，这些观点又被不断地阐述、强调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新随笔集《帷幕》 是其小说思想又一次手法高超的变奏。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十来个小标题组成 ；除了探讨文学范畴的小说本身以外，还有涉及历史、社会、生活、艺术、美学等不同层面 的思考。为了对这部随笔集的“主旨”有所了解和把握，我们不妨从中抽出“三条主线”来 解读。
昆德拉的小说史观
昆德拉的小说史观是其小说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宏观上看，其小说史观是建立在美学意义 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昆德拉认为，小说的历史是“价值”的历史，只有那些具有一种特有的 美学价值的小说，才有可能成为小说史延续的一部分。通过对小说史与人类史、技术史、科 学史等不同“历史”概念的比较，昆德拉指出，人类的历史总是没有智慧、没有品位地重复 ，而艺术的历史、小说的历史则不会，因为重复的小说没有“价值”可言，没有“价值”的 小说将自绝于小说的历史。他甚至不无肯定地认为，欧洲将来唯一可以留存下去的，绝不是 重复的历史，而是“价值”的历史，即小说的、艺术的历史。昆德拉还指出，技术史和科学 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只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人，因而具有“非人性”；而小说 的历史与人密切相关（比如，其“价值”尺度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表现出深刻的“人性 ”。
在昆德拉看来，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代表着“小说最早的伟大价值”，因为其作品“撕 裂了挂在世界面前的、织满了传奇的、魔幻的帷幕”，而在此之前的许多小说家都未能做到 这一点。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下，昆德拉建立起超越于国别和地理学意义之上的“小说 的历史”。早在《小说的艺术》中，他就提出了“欧洲小说”的概念。在他看来，小说是“ 欧洲的产物”，但同时他又坚决反对从地理学意义上狭隘地理解“欧洲小说”。他认为“欧 洲小说”产生于欧洲南部，并逐渐超越了欧洲的边界（至少还包括南北美洲）。在《帷幕》 中，昆德拉进一步表达了这种小说史观。他反对将小说的历史按国别或地理区域划分。他认 为，将欧洲的文学割裂开来、而不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整体来看待，是一种“无可补救的失败 ”；同时他还指出，只有处于超越民族、地域的大环境中，小说的“美学价值”才能得到彻 底的发现和认识；小说共同的历史使得置身其中的小说处于相互关联之中，使它们在相互延 续、彼此映照中免于被遗忘。正是由于小说的历史本身具有某种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价值， 因此，小说作品一旦从它们的历史中分离出来，其价值就所剩无几了。
昆德拉的小说美学观
既然“小说的历史”是那些具有“价值”的小说的历史，那么这个“价值”的标准究竟是什 么呢？这就涉及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观。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散布于《帷幕》各个章节中， 是昆德拉小说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昆德拉从小说的历史入手，通过对作品的考察和分析来表达自己的小说美学观。昆 德拉将“小说的起源”赋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他看来，世界是化过妆、戴上了面 具、被预先阐释的世界，是被“一道魔幻的、织满了传奇的帷幕”遮闭了的世界；而塞万提 斯在《堂吉诃德》中表现出的“怀疑精神”、对“真理的相对性”的揭示，恰恰撕裂了这道 悬挂在世界面前的、预先阐释的帷幕（随笔集的题目正源于此），让世界露出了它本来的面 目。这一“破坏性的举动”则在小说的历史中被延续下来，成为小说艺术的身份标记。昆德 拉的意思很显然：那些没有继承塞万提斯这一“破坏性举动”的小说没有价值可言，终就自 绝于“小说的历史”。此外，他还剖析了《包法利夫人》中“琐事的力量”，《安娜•卡列 尼娜》中对“非理性”的揭示，《白痴》中极为紧凑的事件描写所形成的一种“史诗般的美 ”，以及卡夫卡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逼真性”边界的跨越，等等；所有这些小说都 凭借其新颖的美学价值成为小说历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昆德拉从小说本体论出发表述了自己的小说美学观。昆德拉认为，小说并非是一 种文学体裁，它具有与其他艺术不同的起源、历史、道德、开放性以及与作者自我的关系， 应将其视为一种特别的、独立的艺术。他十分欣赏菲尔丁对小说概念的定义——一种“散文 的、喜剧的、史诗的写作”。他指出，“散文”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非诗律的文字，它 还意味着表现生活中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他将荷马和维吉尔史诗中的人物与塞万提斯 笔下的堂吉诃德作比较，然后指出，前者描写的人物不是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是 按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去写，以昭示后代；而塞万提斯却把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昆德拉指出，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并试图去理解它，这正是小说存在的理由。昆德拉完全 赞同赫尔曼•布洛赫对“小说的道德”的界定：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对“存在 ”没有新的认识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小说的艺术在于它从来不肯定什么，它质疑一切 。
昆德拉还强调小说的“本质性原则”。他说，现代主义的意义在于，每一种艺术都在尽力接 近自身的特殊性及其本质，小说也一样。小说应该拒绝成为“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说明，对一 个社会的描绘，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捍卫”，小说必须说出“唯有小说能说的东西”。他非常 赞赏菲尔丁的观点：小说是“一种对我们注视的所有对象真正本质的、快速而机智的洞察” ；小说就应该像福楼拜所说的那样——“深入事物的灵魂”。同20世纪许多现代作家一样， 昆德拉对“小说的形式”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结构对于小说的艺术具有一种“首要的重 要性”，小说的结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巧，其本身实际上包含着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小说的形式极大的自由：“小说的形式具有一种无人能够限定的自由， 其演变将是一种永恒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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