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译文有如女人，译者有如叛徒
作者：肖 毛
我无法品评蔡骏《沉没之鱼》译写本的得失，只是在此谈一谈译写形式的新旧问题。
往前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从三百多年前找到确凿的译写证据。据周作人《明译伊索寓 言》一文介绍，西安在1625年出版过一种据意大利人金尼阁口述记录而成的《伊索寓言》文 言选本，题为《况义》，译文中含有很多“中国特色”：
“一犬噬肉而跑，缘木梁渡河，下顾水中肉影，又复云肉也，急贪属啖，口不能噤，而 噬者倏坠。河上群儿为之拍掌大笑。义曰：其欲逐逐，丧所怀来，祌也可使 忘影哉！ ”尽管无论从周作人的希腊文译本还是从英译本里，都找不到“拍掌大笑”的细节，连故 事寓意也差不多算译者的创造，有严重的译写倾向，我还是觉得这个新增的细节挺好玩，结 尾寓意也不太坏，虽然有点借题发挥的嫌疑。
二
外国人在翻译《伊索寓言》时，也采用过“译写”方法。《伊索寓言》自正式成书以来 ，曾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和文体，却很难找到两种内容完全相同的译本。
这是为什么？乔治•菲勒•汤森在《伊索寓言》英译本前言中披露了部分内幕。原来， 早在四世纪时，就有很多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着手按自己的意愿修改《伊索寓言》，据说是为 了训练思维。教会也不甘落后，把《伊索寓言》当作小飞刀，狠狠扎向其他教派，凡是不合 本派教义的《伊索寓言》事先都被他们悄悄改写过。此外，世界各地的译者在翻译《伊索寓 言》时又干了不少借旧瓶装新酒的事。结果，屡遭侵权的伊索如今只被看作《伊索寓言》的 作者之一，就算伊索再生，也不得不丧气地承认，《伊索寓言》早已变成众多著译者集体经 营的大买卖，假如告到法院，他恐怕连51％的股份都拿不到。
比伊索还冤的是著名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因为世界各国曾对其著作《历史》第二 卷中的一个故事进行过令人叹为观止的“译写”，结果却没有署上他的大名。
那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埃及有个叫拉姆普西尼托司的国王，让工匠为其修建藏宝石室 。工匠死前，将进入石室的秘密告诉了两个儿子。他们前去盗宝，一死一逃。国王用尽办法 ， 甚至让公主作娼妓，在黑暗中问男人在哪里生活得最幸福，希望用这种方法找到在逃的工匠 之子，却屡次被斗败。最后，国王认输，把公主许配给工匠之子。
如今，你可以在《格林童话》中找到一篇据此改写的《神偷手》。据外国学者综合考证 ，罗马尼亚、卡拜尔、克什米尔、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荷兰、丹麦、 中国西藏、斯里兰卡、俄罗斯、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故事高手都曾轮番上阵，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孜孜不倦地对这个故事进行“恶搞”。这些被改写过的故事一般都写作《两 个贼》，细节却各有异同，它的意大利版本甚至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部分情节移 植进来，把故事改装得格外热闹。原故事中国王派公主做娼妓的细节不太合理，也不适合儿 童，很多版本都未采用。不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公主问虚竹在哪里生活得最快乐的 细节，倒很像是据此改编的。
三
也许，有人会说《伊索寓言》和《两个贼》属于儿童文学，纵使经过反复译写也没关系 。其实，成人文学作品照样多次经过译写或改写。
1899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刚一面世，立刻引起“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此 书是文言译本，译文又做了大量增删，属于标准的译写，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提起，因为它 具有连原著都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
此后，中国相继出版过各式各样的译写、译述和改写作品，如陈独秀和苏曼殊译述的《 惨世界》，伍光建译述的《侠隐记》，郭沫若改写的《西洋美术史提要》，等等。
建国后，译写和改写的行情依然看好，与直译三分天下。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出版傅东华据英译本翻译的散文本《伊利亚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杨宪益译散文 本《奥德修纪》，它们虽未经译者改写，译者所据的英文本却是改写过的。如今，我们有了 据希腊原文翻译的《荷马史诗》，这两种译文却仍有宝贵价值，恰如《荷马史诗》中译者之 一陈中梅所说：
“傅东华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伊利亚特》完成了前辈学人全译这部宏伟史诗的宿愿。尽 管傅本转译自E.V.里尤的英译本，但译者的文笔功力仍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马史诗雄浑、苍劲的古典风范。”
对《巴黎的秘密》、《白衣女人》等外国长篇通俗小说，国内也出版过多种节译和改写本 。对童书的“译写”则更不在话下，如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木偶奇遇记》，扉页 上就特意注明“徐调孚中文译述”，译者另外又在序言里说明：“为使适宜于儿童阅读的缘 故，我并未完全直译。”
四
“老外”也同样对译写和改写情有独钟。
伊本•穆加发把印度的《五卷书》译写为《卡里来和笛木乃》，阿•托尔斯泰改写过《 木偶奇遇记》，安德鲁•朗格夫妇对他们翻译的12卷《彩色童话集》进行大量改写，《格林 童话》是否经过改写则不必我来多说。
有趣的是，外国还曾出现过“译写”完全替代“原创”的事情。据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 年版《流浪儿》的中译者介绍，英国1866年出版过一本詹•格林伍德创作的儿童小说，两年 后传入俄国，受到高尔基等人的重视。不久，俄国出版其节译本和柯•楚柯夫斯基等人的译 写本，题为《流浪儿》。后来，此书不但在英国绝版，连原著都已失传，假如它不曾被译写 为俄文，我们今天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
无独有偶，我国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过一本故事书《三十 二个木头人》（沈湛华等译），据译者介绍，此书虽流传于内蒙古，却起源于印度，1608年 由梵文译成蒙文。20世纪初，有个俄国人把从蒙古人那里听到的故事记录为俄文，因为他只 会听、说蒙文，却不能阅读，可以勉强算作林纾的外国同行。此后，他的俄文手稿数易其主 ，最终落入蒙古科学院主席之手，1923年在蒙古刊印，《三十二个木头人》即据此译本译成 中文。现在，此书的梵文原本已不可查考，假如没有这段曲折的译写经历，我们如今又怎能 读到这个故事？
五
看起来，“译写”果然古已有之，既不是“新模式”，也不算怪胎。很多读者之所以对 “译写”的说法产生抗拒，大概是由于他们既没有注意“译写”历史，又以为只有书上标明 “某某译”的中译本才能让他们“最大化”地领略原文魅力。
其实，纵使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也与原文有一定距离，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 独特的文化背景，最天才的译者也不能将其完全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形式。
有时，就算译者学识深厚，也不免发生误译情况。比如，乔志高在译《大亨小传》时， 曾把书中的一个词按字面意思译为“酒钵号游艇”，后来才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火山遗 址”。赛珍珠翻译的《水浒》英文版，甚至将武松的骂人话“放屁”用英文直译，却不知道 武松的话本是“胡说”的意思。
类似的误译还有。比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鸡鸣》中的“苍蝇之声”译成“It w as the sound of the blue flies”（那是蓝苍蝇之声），假如译者知道汉语的“苍蝇”即 英文的“fly”（蝇），就不会再给它添加什么颜色了。
外国人对中国作品的译写有时也比较自由，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名篇《詄 有梅》 译成“Why don't the man propose”（为什么没有男人来求婚）；有的把《十五从军 征》 译为“The old soldier's return”（老兵归来），这些还算有那么点意思；有的竟把 李白名篇《月下独酌》译成“We Three”（我们仨），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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