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复仇的困惑
作者：赵丽萍 唐克胜
在随后的几年中，乔纳斯亲临欧洲和中东考察，并在当时被称为“铁幕”下的两个城市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跟那个人频频在世界各地见面，并在后者的指引下，先后采访了六个人。同时他还采访了很多专家、官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经过对暗杀现场的实地考察和一系列采访之后，乔纳斯认为那个人的故事大体是真实的。至于那个人为什么愿意把这段经历讲出来，乔纳斯猜测，一半是为了钱，一半是为了重温往日的兴奋与刺激。
在2005年版的《复仇》中有那个人，即“阿弗纳”写的一个前言。前言中没有刻意去证明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好像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倒是目前越来越猖獗的恐怖活动，让他十分忧虑。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执行的那次任务。他说：恐怖分子溜进奥运村离现在已经有三十三年多了。他们在那里制造了慕尼黑惨案，杀死了十一名参加1972年奥运会的无辜的以色列运动员。他还说，在惨案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经常反思以色列当时让他和另外四个人去欧洲寻找并暗杀据说策划了这次惨案的十一个恐怖分子的做法是否正确。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就像那次任务一样，非常难以回答。
无论“阿弗纳”的故事真实与否，都不影响它成为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尤其是故事中展示的复仇者们的困惑，更是值得人们深思。在人类历史的悠悠长卷上，复仇曾普遍并且长期存在。尽管在当今社会复仇已经受到国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让今日的人们深深感动，如古希腊的《安提格涅》、《赫库帕》，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近代的《基督山伯爵》等等。在中国，复仇甚至是受传统道德伦理认同的。有仇不报非君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血债要用血来还，诸如此类的成语、谚语不仅记录在我们的词典中，也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里。无论在西方文化中还是在东方文化中，复仇者曾经都是与英雄画等号的。而在《复仇》中，复仇的目的和意义却遭到了复仇者们的质疑，他们在杀死一个又一个恐怖分子之后，不仅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更没有为国效力的神圣感，而是莫名的恐惧以及久久挥之不去的困惑。正是这种困惑，使复仇者们不是走向了毁灭，就是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故事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条是突击队的复仇行动。1972年9月5日，八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潜入慕尼黑奥运村，杀害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并抓获另外九名作为人质。在随后的解救行动中，九名人质全部被恐怖分子杀害。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达·梅尔随即命令特工组织“穆萨德”实施报复。于是，一支由五名特工组成的突击队成立了。一场血腥事件刚刚结束，另一场杀戮就要开始。以色列政府要向巴勒斯坦人实施报复。突击队的任务就是暗杀以色列政府确定的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任务结束时，突击队干掉了名单上的五个恐怖头子，与其他突击队联手干掉了另外三个。剩下的三个人，一个自然死亡，两个被暗杀。被暗杀的两个人，是否为“穆萨德”所为不得而知。
另一条线索是特工们在复仇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上的变化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在从一个追杀恐怖分子的刺客到变成一个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的过程中，从光荣领命到徘徊迷惘直至走向毁灭的心理变化过程。小说除了人木三分地描写了复仇者们杀人时的残酷、冷漠和精确之外，还真实地、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下去之后在他们心理上的反应。尤其是主人公阿弗纳的心理活动，犹如一条在巨浪中颠簸的小船，此起彼伏，贯穿故事始终：恐怖主义固然可恨，但以暴易暴(所谓的“反恐”)、“以牙还牙”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以生命换取生命是消弭了失去所带来的伤痛，还是只能加深业已存在的裂痕?生存的权利，是否因为种族的分野就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再重要?犹太人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是否可以被当作犹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道德资源?阿弗纳是奉命追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刺客，到头来却变成了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国家的召唤又不能弃之不顾，国家的使命也不能不服从。他为此感到困惑。《复仇》想要表达的，或者说，要引起人们思索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困惑。
关于巴以冲突这一世纪难题的起因，我们从各种报道中已经熟知。他们之间“以牙还牙”的事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就在前不久，以色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四人死亡。但关于这些暴力事件参与者的心理活动，却很少有人涉及。《复仇》无疑给了我们一次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
毫无疑问，阿弗纳是怀着复仇的正义感和对国家的使命感接受这次不寻常的任务的。他从部队服役归来后，希望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一份工作。即使做不了飞行员，当一名空勤人员也行。因为这样他就能四处旅行。说不定还能碰上已成为飞行员的战友呢，说不定碰上之后，战友还会载着自己在机场上空转一圈呢!他太喜欢旅行了。正在等待航空公司的答复时，他收到了以色列特工组织“穆萨德”的一封信。尽管当过特工、对特工的艰苦生活和特工组织滥用年轻特工爱国热情的黑暗现象深有体会的父亲一再阻挠，阿弗纳还是加入了特工组织。梦想终于变成现实。阿弗纳当上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乘客的安全。虽然未能做一个飞行员，但总算能飞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而是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遍了全世界，而且自己没花一分钱。他甚至有幸给以色列总理当过一两次保镖。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非常满意。他刚刚结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关于他的工作，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妻子理解他、支持他。
自从后来见到梅尔总理之后，阿弗纳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穆萨德”令他率领一支突击队，干掉他们确定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为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报仇。这是一项，用梅尔总理的话来说，“改变犹太人历史”的重任。他经过二十四小时的考虑之后，终于答应退出“穆萨德”，并承诺自己今后的所作所为跟“穆萨德”无关，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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