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第六福音”：站在宗教与科学之间
作者：李 慧
《克隆救世主》曾被法国《读书》列入“20部年度最佳图书”，可谓名至实归，很多人读后都和我有同样的困惑和好奇，很想问问上帝是怎样在哪个时刻击中了迪迪埃·范考韦拉特，让他写出了这样精彩纷呈的“第六福音”，让世人拍案惊奇。小说与其说是用一个个情节环环相扣而生成，还不如说是作者向世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个假设。作者一会儿站在宗教的左边提出假设：要是基督真的能复活……一会儿又站在科学的右侧设想：要是科学能够克隆出一个新救世主……事实上，他一直在不善罢甘休地追问读者的头脑和想象：克隆出来的新耶稣该是什么样？他还拥有多少耶稣的本质？他还能承担救世之职责并引领我们走向末世审判吗？他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就是救世主？还有，上帝会认可这个人工基督吗？或者，如小说中所思索的：这是神的旨意还是撒旦的诱惑？由此，作者牢牢地牵引着我们在小说创设的这个科幻世界里挣扎漂浮，试图寻求答案，找到出口。
可是，尽管吉米不能通过宗教认可成为真正的救世主，他曾经显露并将继续拥有的那些神力、那些神迹也要一并被否定吗？他的经历会让他成为半人半神，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科学与宗教的千年纷争该如何才能得到完满解决？虽然同样迷惘，不过作者总算为我们留下了希望。上帝是什么？是一份激情，一种能量。一种爱和创造的力量。吉米希望，或者说是作者希望，人们靠良知去了解耶稣，让耶稣在他们的心里重生，让他们的感情回归——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耶稣重生。正像詹姆士·里德在《基督的人生观》中论及的那样：“在耶稣的生活中，他的宗教具有这样一种使他的人生达到完满的巨大秘密。他的存在和他的所作所为都联系着那个看不见的实在，这实在的本质就是爱与正义，它的名字就是神圣之父。”
坦白说，我很期待迪迪埃·范考韦拉特能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为我们展现更宽广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在那儿，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微的科学水乳交融地、无比融洽地调和起来。遗憾的是，作者也陷入了宗教与科学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混沌中，桑德森医生的揭秘是一把双刃剑，科学被打得落花流水，宗教自己也惶惶不可终日，一切显得是那么的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然而，作为一个读者，我宁肯作者坚持他开始的创设，甘冒科学和宗教双重之大不韪，把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克隆造就的新基督坦荡地敬奉于宗教的圣坛之上，等待世俗人群的反应。惊呼也好，痛骂也罢，甚于激愤的冲突，甚于严酷的审判，但只要假想能够存在，只要知道人们能够期待于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去寻那条光荣的荆棘路，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那该是多么安慰和骄傲的荣光！
英国哲人、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说，再怎么频繁地提醒人类曾经有位名叫苏格拉底的人也不过分，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类，从前他们当中有个名叫耶稣的人。看来，现在的作家们颇愿承担起这份责任。近几年，关于耶稣的新说、解密一本接着一本问世，其中包括全球狂销的《达·芬奇密码》。在此，我们可以把《达·芬奇密码》与《克隆救世主》简单作一对比。首先二者共同的源头——基督耶稣，使得它们对读者均能产生无比的吸引力，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圣因而神秘的事物感兴趣。而对比来看，《达·芬奇密码》是对历史的某种猜测；《克隆救世主》则是对科学与宗教未来的期待，因此笔者以为，《克隆救世主》超越了《达·芬奇密码》，立意更加气度非凡。从写作方法和美学风格上看，《达·芬奇密码》好像一部好莱坞动作巨制，充满了追赶、赛车、悬疑、刺激的情节要素；而《克隆救世主》则更像一部欧洲的艺术影片，以细腻的心灵描写和缜密的思辨见长，全书以平淡的口吻讲述着，不动声色地导向一环扣一环的精彩。这种不同在两本书的开头就显示了出来：《达·芬奇密码》开始就是深夜卢浮宫谋杀案，一上来就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克隆救世主》是从白宫美国两任总统的权力交接不动声色甚至平淡如水地开始，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白宫前主人的一句话就把我们这些读者带进了作者创造的幻象世界：“啊，对了，事实上，我们克隆了耶稣。”看，惊心动魄并不仅仅在于鲜血和谋杀，不在于激烈的场面或文字的绚丽诡异。而作者用带着嘲讽口吻的叙说发生在白宫中礼仪性的例行公事，展现了其幽默背后的冷峻，这也是这部“福音”最大的语言特色了。
（李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6级博士生，邮编：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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