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在我眼中，以色列是一个正在成熟中的少女
作者：陆志宙
时代：您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讲述母亲的死亡。她自杀时，您12岁。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您把这个秘密写出来，是否是一种疗伤？
奥兹：这是一种预后治疗。只有当我的内心不再有愤怒，不再有对自己的愤怒，不再有苦涩时，我才能来讲述我的父母，仿佛他们是我的孩子般来讲述。悲剧发生时，他们的年纪就是现在我孩子的年纪。那时我母亲38岁，比我的女儿都年轻。时代：您对她的死亡有什么解释吗？
奥兹：如果为了寻找答案，寻找凶手，那么读完这厚厚一本书的人肯定会失望。我没有去追问原因和罪责，而是去追忆了“似水年华”，如果用一句普鲁斯特的话来说。我想再把过去的一切仔细看过。时代：您的父亲受到一点谴责。
奥兹：老实说，没有。我的父亲有点孩子气，没有任何幻想，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温和大方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很生他的气。开始写这本书时，一切都已散去，书中留下的是一团谜，为什么两个善良的人，两个既不偏执也不疯狂的人，他们的婚姻会破裂，直到以悲剧收场。时代：如果您的父母当时不是作为犹太移民选择去了巴勒斯坦，而是留在敖德萨，也许一切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奥兹：这本书抒写的是移民的悲喜剧，不仅仅是犹太移民。人们总是满怀希望来到被赞誉的国度，但不久他们就会怀念故土。他们发现新的家乡并不是天堂，于是就把他们所载负的一切卸在下一代的肩上。家庭就像美国航空基地卡纳维尔角，而孩子就像那火箭，背负着家庭的雄心壮志，带着它飞向天空。如果当初我的父母留在欧洲，我知道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们现在才会去世。但是否他们的婚姻会更好一些，我不能肯定。时代：当时还姓着克劳斯纳的小阿摩斯是一个局外人，先是在家里，然后在养育他的耶路撒冷，后来在基布兹。现在一直还是这样吗？
奥兹：我认为是，但我并不为此困惑，出于两个原因。我在我的家庭中不再是局外人，而外在的世界，我可以选择。我不想百分之一百五十属于某个地方。我喜欢观察，倾听，我只想百分之六十五，甚至是百分之十地属于一个地方。时代：那么人们把您视为最有以色列特点的作家岂不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奥兹：人们是懒惰的，而且总是需要某一个代表。选择我是非常荒谬的。时代：您在您的书中回避用“自传”这个词，为什么？
奥兹：因为它不是自传，里面又很多都是虚构的。比如书里讲到我30岁的曾外祖父和他12岁的新娘，这故事只能叩问我的基因。书中还有许多对话发生在我出生前，还说着我不懂的语言。时代：怎样叩问基因呢？
奥兹：我总是想办法把自己想象成某人，想象自己在他的处境中该怎么做。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能力，那么他连角色之间最简单的对话也无法写出来。一个作者应该存在在每个角色里，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没有好人和坏人。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并非所以的一切因此就是生活的总结。我总是极力模糊真实和虚构的界限。我想这两者存在于生活的一切之中。就算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谈话，我头脑里还是有一些正在想的东西并不出现在我们的交谈中。时代：这部起始于立陶宛和敖德萨、绵延150年的家族史诗一直笼罩在欧洲的阴影中。但您书中的人物都对欧洲有着一种热爱。您这样写您的叔叔，“在还没有欧洲人时，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人”。
奥兹：是的，他和他的家庭是虔诚的欧洲人。他们热爱众多的语言，艺术，文化，音乐，建筑，所有欧洲的遗产，而不仅仅是波兰、德国和俄罗斯的遗产。时代：您家族的一部分人逃离了犹太人集中营的悲惨命运，来到当时的巴勒斯坦。
奥兹：他们来自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村落，心怀犹太复国梦想，宏大的愿望。以色列于1948年立国后，他们被唤醒了，犹如激情过后的清晨。单单给老百姓提供粮食就缺口三四百万美元。如果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我母亲也许不会自杀，因为她会很关心她的儿子和丈夫是否能活下来，会不会发生种族屠杀。但她去世的那一年，1952年，有的只是匮乏和无聊。时代：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您就和您的生活决裂，十四岁半您杀死了您父亲，当然是在文字意义上，改名后去了基布兹。这样的演变成功了吗？
奥兹：永远不会成功。有一句古话说：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它们。这对于双方——以色列人和德国人——都很重要：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时代：老欧洲在基布兹也一直存在。您从书香门第的家庭逃到那里，在那里遇到先锋人物，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喜爱诗歌，一边采摘着橄榄一边争论共产主义。
奥兹：这很滑稽。这些人开着拖拉机，挤着奶，同时他们又非常喜欢讨论，政治取向明显，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救世药方。我那时发誓再也不写作，再也不手淫，成为一个新人。时代：以色列现在已经56岁了。如今的它成熟了吗？
奥兹：在我眼里，以色列是一个年轻的少女，因为我的年纪比我的国家大。它还没有成熟，但它正走向成熟。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国家比20年前更清醒了，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什么是可以期盼的，什么是不可期盼的，其代价又是什么。时代：哪些梦想实现了呢？
奥兹：我最大的满足是现在世界上大约有八百万人讲希伯来语。以色列犹太人，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我的童年，世界上大约又三十万人说希伯来语。那时候，耶路撒冷35岁以上的人不是说意第绪语，匈牙利语就是说俄语。十岁时我非常害怕某天早晨一睁眼就变成大人，并且开口说起意第绪语，就好像人们害怕长白头发和皱纹。时代：为解决巴以冲突，欧洲人能做些什么？
奥兹：我是被欧洲驱逐出来的人的孩子，尽管他们热爱欧洲，并对促成统一的多元欧洲文化设想有所贡献。欧洲必须要真正地给予双方帮助，而不是指手画脚，评判优劣。时代：那么是怎样的帮助？
奥兹：我们需要做出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重新安置六十万到七十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在两国解决方案后我们需要以色列安全计划。这种计划可能包含众多内容：从吸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北约组织到经济援助，以解决因居住区的迁移带来的矛盾。但以色列最需要的是情感上的保证。我们感觉自己是被歧视的，被诅咒的，被仇视的。一种情感上的支持无需一分一厘，只需要同情。人们无需和以色列的政策或沙龙保持一致，但如果欧洲能体验到以色列的困难处境，这已经是对双方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