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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定义，发展趋向及在中国的接受
作者：韦清琦 袁 霞
关键词：生态批评 定义 中国的接受 生态文艺学
作为文学研究中的绿色运动，生态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自美国兴起后，便借助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如今在国内文学批评界，由于外国文学研究学者的译介和本土文艺理论家的积极接受及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生态批评正处于兴旺勃发的时期，其相关术语如环境主义、自然写作、生态文艺学等都已不再陌生。在比较文学领域，生态批评的出现也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因为文学研究已不仅可以穿越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本身。文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不断对话的体系。生态批评正是在学术的前沿展示了这一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关的人文学科都在“变绿”，如有史学家提出自然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这出史剧的舞台，它本身也参与了演出；人类学关注文化与地理的关系，重视考察生态环境对民族形成的关键作用；在心理学领域，有学者认为人与自然的疏远成为社会、心理顽疾的根源；哲学则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已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之一；甚至还有神学家也宣称环境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在《21世纪批评导论》中对生态批评作了重要评析的学者凯特·瑞格比也说：“文学批评家，特别还有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对于文化、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思考的变化反应迟钝，这已是臭名昭著的事实，而相邻的学科，首先是哲学，其次还有神学、政治学、史学，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对此进行表述。”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当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使文学研究得以转型，同期的环保运动却无此效应。这并不是说相关研究就没有，但学者们往往各自为阵，没有组成学派，彼此也不相呼应，难以进入主流。因而，虽然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产生于二十多年前，但到80年代中期学者们才开始携手合作。随着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如1991年现代语言学会[MLA]主办的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化”的研讨会)、机构(如1992年创办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和刊物(如1993年创办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的诞生，90年代生态批评终于作为一场颇有声势的运动在学术界兴起。生态批评家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在她和哈罗德·弗洛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的序言部分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她指出文学理论已经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以往文学理论大多将“世界”同义为社会，而生态批评的“世界”则包含了整个生态圈。这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格劳特费尔蒂的定义似乎是一只孔洞过于阔大的筛子，宽泛的准入机制一方面显示了这一批评潮流潜在的容纳能力，另一方面也招来众多非议：这只筛子最终能留住什么来打造自己的招牌?生态批评自身具有特色的理论建构从何而来?这股始终以“生态”为关键词的新兴力量能走入批评主流，能永远“有话可说”吗?在文学理论界，这股新兴的环境批评运动带给人的经常是一些前所未有的矛盾的情感和评价：同情伴随着怀疑；理解却又排斥；肯定其“锐气”，否认其“底气”。然而从生态批评目前的发展来看，生态批评家也正在通过理论上努力完善对生态批评的描述来消除学术界对它的偏见，尽管这其中很多偏见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所以具有讽刺性的是，生态批评的弹药与靶子往往是由其敌对方提供的。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劳伦斯·布依尔对生态批评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注：参见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另外，布依尔自己亦给出过一个简明的定义：“在一种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30.)首先，他认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这也是生态批评家和环境文学作家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的一个原因。其次，他认为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事实上，生态批评家中有不少接受过良好的理科训练。他们的研究路线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谁要是只执著于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身，那么是无法做一个生态批评家的。第三，“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起初使用它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这些作品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比今天简单。比如，许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这特别表现在“第一波”生态批评运动中，当时其中比较激进的学者过多地表现出反理论、反现代主义的倾向。然而目前情况已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已处于“第二波”生态批评之中。第二波生态批评是以如下前提为出发点的：i)所有形式的话语在原则上都可以充分地成为“环境”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体裁；ii)“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事情，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以各种形式包括了全球所有国家)，不仅关乎相对较少的人类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也关乎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iii)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
事实上，许多生态批评学者都在着力界定着这一不断崛起的运动，而定义的发展也反映了其本身的走向。笔者于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有机会访问美国生态批评的重镇——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其间接触到不少生态批评运动的一些标志性的组织、刊物及学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以及格劳特费尔蒂、迈克尔·布兰奇、斯科特·斯洛维克等生态批评家。尤其在与内大环境艺术与人文中心主任、《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的主编斯洛维克的密切交流中，笔者了解到了生态批评定义及发展的最新情况。斯洛维克在其新作《生活的品位与守卫：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中指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既指以任何学术路径所进行的对自然写作的研究，也反过来指在任何文学文本中对其生态学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这些文本甚至可以是(貌似)对非人类的自然界毫无提及的作品。这一在美国欣欣向荣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不仅是对美国自然写作杰出的艺术成就的反映，也显示出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对非人类自然界的重要意义及脆弱性的意识”。可见，生态批评家们正在力图打破人们一向持有的偏见，即生态批评是对环境文学的批评，而事实上它正在发展为一种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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