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书写历史的人
作者：张海榕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年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维尔斯省的肯思小镇。基尼利曾经想过要当天主教的神父，还在神学院学习了5年。不过，1960年他放弃了这个想法，选择了文职工作。1964年，他第一本小说《惠顿某地》的成功出版使得他有信心成为一位全职作家。在1995年以前他一直保持每年或隔年出一本小说，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托马斯·基尼利也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写了20多部长篇小说、多部剧本和一些杂文、游记。他的小说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杰作。我们只要看看他在国内外获得的文学奖项，对其创作成就即可略知一斑。他的《招来云雀和英雄》与《三呼帕拉斯勒特》获得澳大利亚最主要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小说奖，《幸存者》获得库克船长发现澳洲200周年文学竞赛奖，《尽职的女儿》获《悉尼晨报》文学奖，《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获英国皇家文学院奖。而更为了不起的是，他有三部作品《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来自森林的闲话》和《南方联邦军》进入英国布克文学奖候选名单。布克奖是英国最著名的年度文学大奖，用于奖励过去一年里英联邦各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最佳小说。1982年他终于以《辛德勒的方舟》一书获得了著名的布克奖。这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在英语世界获得公认。《辛德勒的名单》是该书美国版的名字，它在1983年获得美国洛杉矶时代小说奖。同年，托马斯·基尼利因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贡献而获得澳大利亚荣誉称号。 澳大利亚当代首席文学评论家、悉尼大学校长利昂尼·克雷默称基尼利为“具有超人勇气的作家，具有超人才能的作家”。书评家对托马斯·基尼利的一个评价是：“他能正视人类制造邪恶的能力，同时发现里面所隐藏的希望。”因为他在已经出版的20多部作品里，经常是以人为的大灾难为背景，从中又透出正义所能带来的希望。而且他的小说多是从具有轰动效应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获得灵感。
基尼利的一些作品生动、形象地叙述了历史事件，事实上有的小说就是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写的。但他的小说又不仅仅是再现历史的真实，也没有为历史事实本身所束缚，而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者本身的想象力，寓教于史。 我们主要探讨他的三部主要作品中的历史书写：《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招来云雀和英雄》和《辛德勒的方舟》。
书写澳大利亚的土著历史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个有关土著人加文纳兄弟杀死白人的故事刊登在悉尼的一家报纸上。当时的白人舆论表露出根深蒂固的对土著人的种族偏见，把两兄弟的举止归因于土著人生性野蛮。基尼利在小说中驳斥了土著人生性野蛮的观点，并在小说中凸现土著人受到白人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主题意蕴。
小说中主人公吉米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土著混血儿，他意识到土著部落遭受剥夺土地的绝望处境，于是在一位白人传教士的鼓励下离开了部落，决心进入白人社会寻求有意义的生活。吉米认同于白人社会的价值观“住宅、家庭、妻子、土地”等作为他人生的奋斗目标。他如意地娶到一位白人姑娘吉尔达为妻，试图通过改变后代的血统来改变作为土著黑人的屈辱地位。然而尽管吉米拼命替白人干活，他的境遇不仅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处处受到刁难和侮辱。吉米终于忍无可忍，用利斧对欺凌他的白人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最后自己被处以极刑。
小说的情节是围绕着吉米的种族身份错位而展开的。吉米自始至终徘徊于黑人和白人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当他追求白人的价值观时，他身上的土著“部落成员”所具有的爱的潜能便受到压抑。他不仅不能像过去那样去爱土著黑人女性，甚至无法爱自己的白人妻子。只有当他绝望地放弃做白人的志向时，他才痛楚地意识到，“他身上有大量的爱没有用掉。他将在满脑袋都是没有用掉的爱的情况下死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吉米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个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在种族主义社会里遭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他又受到种族主义思想的毒害，看不起自己的土著血统，千方百计想摆脱最底层的社会地位，他对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人们能叫他布莱克史密斯先生，以区别那些一点文化也没有的土著苦力。但就是这一点要求也不可能得到。他从小在土著人部落里感染上的和继承下来的对白人的仇视，在白人社会生存中积压下来的反抗心态，势必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通过极端的方式去发泄内心的不满，去求取心理上的平衡。吉米这种疯狂的报复行动当然并不足取，但人们应该理解，吉米的报仇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加于土著人压迫的反弹，是对种族主义者的宣战，也不啻是一个警告：恶行是会得到恶报的。小说一方面揭露了白人对土著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描写了土著人顽强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则告诫人们，那种希冀通过与白人通婚，来改变后代的血统以提高社会地位的想法，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一定要碰壁的。
从小说的主题意蕴里不难看出作者是同情吉米的。事实上基尼利的作品中一贯流露出对弱者和受压迫者的同情。在艺术风格上，这部小说体现了基尼利小说的典型特点，书中充满了暴力、流血和搏杀，情节发展波澜起伏，让主人公一次又一次遭遇不公正待遇，把他推到了极端，主人公态度上由万般无奈地忍受、愤恨，到起来反抗，故事也发展到了高潮，前后环环相扣，始终抓住读者。小说语言精练而富有诗意，作者常常通过把语言诗化或抽象的方法，赋予其高于本来意义的深刻内涵。同时基尼利还频频使用象征手法，以扩大这部小说的容量，其中之一就是以主人公象征澳洲这块原始的土地，而他的对立面则代表“入侵”的白人，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谁恣意蹂躏这块土地，谁就会受到惩罚。
书写澳洲早期白人殖民地社会
《招来云雀和英雄》是基尼利另一部主要作品，背景为实行着流放制度的早期白人殖民地社会。主人公哈洛伦为海军分遣队的一名下士，在殖民地看管犯人。他曾宣誓效忠君王，但是平日的所见所闻，使他动摇了原有的信仰。哈洛伦在警卫队里目睹了当时殖民统治的残暴和腐败：一个流放犯因为被怀疑参与爱尔兰的暴动而被鞭挞致死，一个犯人艺术家因误控强奸罪而被绞死，另一个犯人则无端成了官僚主义者的刀下之鬼。这时流放犯罗伯特·赫恩在法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下主张暴动，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并邀哈洛伦参加。哈洛伦经历了内心的激烈斗争，并从上级军官的背叛中清楚地看到，他所供奉的“上帝”——即他宣誓效忠的君王，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上帝”。他终于参加了叛逆的流放犯的行列，后因同谋密告事发而被处以死刑。小说通过哈洛伦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最后做出的艰难抉择，揭示了作为一名白人身处当时的社会，他在良心与职责、个人与当局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相当深刻，它对于澳洲白人殖民主义的暴行揭露得比较充分。值得注意的是基尼利的批判矛头不仅仅在于揭露个别的殖民者，而且他把矛头对准了澳洲白人殖民制度本身。哈洛伦最后被处以死刑这样的悲剧性结局恰恰说明了殖民制度本身的问题，特别是澳洲早期殖民社会的司法制度不合理。
从创作手法来说，基尼利主要还是采用了传统的情节描写和其他一些叙述手法。但是小说中很多情景和当代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小说成书的年代（1967年），即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派遣雇佣军入侵越南的年代，以及当时应征的澳大利亚士兵的厌战心理，可以看出作者借历史来昭示现实的良苦用心。基尼利自己称这部小说是影射现状的一个寓言。小说发表时正值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的残暴和不合理，同小说中刻画的殖民者镇压暴动的暴力场面很相似。此外，小说中对腐败愚昧的司法和教会制度的揭露，也影射了澳大利亚社会有关制度的不合理。在《招来云雀和英雄》中，作者着重表现了个人和政治、宗教制度的冲突，显现了个人所受到的压抑和迫害，探讨了人在这种环境里的命运的归宿。作者借古喻今，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对历史的观照和反思是每个有良知，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家必然要去书写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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