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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前程》中的他者及其抗争
作者：王 苹
关键词：他者 女性疯癫与反抗 殖民话语与反抗 儿童的抗争
英国维多利亚盛世经济迅猛提高，大英帝国鼎盛，同时社会问题丛生：贫富不均、阶级差距、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等。运用福柯疯癫与权力理论、拉康和赛义德的他者观检视狄更斯代表作《远大前程》，读者会发现阶级、性别、种族与权力的纠葛，探讨出当时社会权力策略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抵抗。
一、疯女郝薇香小姐的抗争
狄更斯对疯狂、犯罪及社会叛逆者的研究堪称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师。郝薇香小姐是其作品中最复杂、最怪诞的人物，从她身上可以了解维多利亚时期妇女问题。
疯癫是病理现象，还是文化现象。英国文学中有表现疯子的传统，而女性疯癫尤为引人注目，这是英国专制家庭所致。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他者化，而维多利亚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特有的疯女形象：如《简爱》中的伯莎·马森、《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后者原型是作家童年时博乐街上的白衣疯女人。维多利亚时期有两类典型女性。一类是“屋内天使”：她们被符码化为美丽善良、克己贞洁、缺乏激情。另一类为疯女人：以受害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身份出现，歇斯底里地谴责和反抗父权社会道德规范和象征秩序，竭力改变被漠视、被否定的他者生存状态，郝薇香就是后者。郝薇香悲剧根源在于她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性禁忌。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对康佩生展现了被压抑的女性激情，对爱情倾其所有，结果遭受社会惩罚。她出身贵族、拥有巨资，父权帝国里却处于他者地位，伤害她的是男性血亲——弟弟。
疯癫是绝对抗争形式。刻骨的爱和被弃的恨激起郝薇香对父权社会的复仇欲：培养孤女艾斯黛拉侵入男权中心。“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83页。对男权进行反抗，更不符淑女标准，在世人眼中她疯了。父权文化对女性反抗感到恐惧，将企图逃离规范体系的女性贬为“癫狂”，并终生囚禁其躯体和灵魂。富有使她免于被送往疯人院，但逃脱不了作为惩罚的另一种形式：被迫与社会隔离。她的衰朽之躯展示了社会对弃妇的压迫。社会把她变成了这副样子，她要回敬社会。疯癫语言是理性语言：疯癫的郝薇香比所谓的“屋内天使”更清醒，对世事人性洞若观火。她讽刺觊觎财产的亲戚，不理亲戚们对匹普的构陷。她将庄园笼上黑暗，白天举烛行走，这与尼采大白天打着灯笼找上帝异曲同工。她让家里钟表都停在收到绝情信的时刻，并声称：“我可不知道什么星期几，也不知道什么年月。” 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2页。她始终身着白色婚纱：白色代表女性贞洁无瑕，但也是一种透明体、一种缺席，婚纱的腐朽揭示婚姻的本质。她记挂着好心的表兄马休，将大笔遗产给他，并试图拯救孤女艾斯黛拉。
郝薇香身上体现了都市政治和乡村经济、土地贵族与工商阶级间的冲突。“富足”庄园主郝薇香代表以农为本“快乐古老的英格兰”。来自伦敦的“绅士” 康佩生代表城市文明的唯利是图、欺骗犯罪。自《圣经》始，城市就被视为罪恶渊薮，被上帝所诅咒。巴黎、伦敦都是这样的城市。郝薇香被骗反映了高贵傲慢、固执保守的土地贵族对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的失败。她送养女往巴黎来复仇，是用其人之道的权力策略，是对过去绝望的坚守。狄更斯也认识到贵族阶级的弊端：“我越看到它那异乎寻常的自满，对外界事物的极端无知，我就越加确信它已走进末期，由于它自己不能改革，就必得任凭别人来改革它， 把它从地球上消灭。” 埃德加·约翰逊：《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 林筠因、石幼珊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庄园的荒芜、郝薇香被烧死是贵族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农业文明让位于工业文明、女性他者反抗父权制度的挽歌。
二、罪犯马格韦契的抗争
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法律严苛、阶级矛盾尖锐，贫民为偷面包就被判刑。小说中马格韦契生来就是社会的弃儿和他者，不知其父母，流浪偷窃、蹲监狱，后来成了康佩生的帮凶。后者罪恶重大，但法庭上他打扮得像一个上等人。法官仅凭外表就轻判他，因为维护康佩生就是维护等级秩序。马格韦契深感阶级偏见和法律不公，帝国殖民给了他报复的机会。
维多利亚时期是帝国的巅峰，小说反映了帝国意识、殖民经验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卑贱囚犯“小毛虫”马格韦契能在澳大利亚发财并左右他人命运，暴露了殖民事业的真相。殖民者眼里，英国是世界的中心，而澳洲处于边缘，是他者。施加于肉体的权力“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 年，第28页。。福柯规训“四原则”有助于分析帝国权力策略：对马格韦契这类社会他者运用空间分配原则，把他们安置于特定空间——澳洲殖民地，以解决国内人口过剩和失业问题，澳洲变成帝国的排水管和战略基地。运用时间分配原则，把他们终身囚禁于澳洲，以连续生成积累；运用创生规划原则，用最新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身体精力和能力为帝国创造财富；运用力量编排原则，把一群有用的身体组织起来，为帝国镇守疆土，并成为帝国入侵印度和中国的后援，产生最大的战斗力和实用性。这种策略收效甚好，具有普适性，是解决棘手问题的万灵药：赫伯尔特、匹普在国内混不下去，就到东方开罗做远洋殖民商人。赫伯尔特还透露到东印度去做丝绸、披肩、香料等生意，到西印度做食糖、烟草和甜酒生意，到锡兰去做象牙生意，利润都丰厚得吓人。英国普遍利益从海外不道德的殖民和商贸中得到保证。
马格韦契海外流放——非法潜回——被判死刑独具意义。人种上他属于白人，但道德堕落和殖民地沾染的“野气”使他沦落。他威胁匹普要吃心肝折射了中心对殖民地“吃人生番”的恐惧。他和母国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是用于区分的欧洲自我投射。他不惜性命代价潜逃回国是个人理想与人生舞台、身份认同与身份定位的错位：人生舞台被安排在边缘澳洲殖民地，个人理想却仍根植于中心母国。母国对他定位是终身流放的囚犯；但在殖民地他是具有权威的白种男人。这种错位使他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使他产生对母国既爱又恨、依附与反抗并存的复杂心理。虽受到帝国不公正对待被流放到“路远迢迢”的南半球，他依旧心系母国；但母国对他的排斥又迫使他以生命作赌注去反抗。按照福柯权力互动理论，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和统治意味着宗主国和殖民地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对抗和权力互动。他者处于边缘状态，仍然积极抗争，从而冲击中心的秩序。流放澳洲变富后，他出于报恩培养匹普，也报复这个极富偏见的社会。培养绅士的激情使他免于在澳洲沦落；而他辛苦得来的钱却使在帝国中心的匹普堕落。他蔑视传统的英国“绅士”阶层。他根据社会游戏规则，通过财产侵入充满偏见和铜臭的社会，从僻远的澳洲遥控帝国中心，让傲慢的伦敦律师为他跑前跑后，把铁匠学徒培养成绅士对强调血统纯正的英国绅士进行改装、渗透和侵蚀，实现他者对中心的消解和颠覆。
马格韦契非法回国是对帝国规训策略和等级秩序的反抗，而且有不少成功的先例。但帝国对反抗的他者决不手软。纪律作为规训的主要形式体现在法律的铁腕上：对马格韦契处以极刑，以公开处决的方式。公开处决是司法仪式，也是政治仪式。马格韦契非法回国挑战、伤害了帝国权威，公开处决他就是恢复帝国权力，还对没有犯罪的人产生了侧面效果。他的死象征着殖民地他者对帝国抗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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