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革新时期的越南小说
作者：［越南］潘巨棣 著 黄以亭 译
革新前，小说家常仰视英雄人物，把英雄人物视若远在苍穹闪烁的星辰。另一方面，小说家却俯视读者，与读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革新伊始那些年的小说中，作家与作品人物都向读者走来。
此时，讲述者（作者）亦如作品人物，常以第一人称出现，向读者坦诚地叙述着心事。“其实我不明白，如果10年前我5岁时，我失去我的祖母，我的生活将会怎样……那时我头脑稚嫩，双眼迷惘，真的绝不可能明白已发生什么及所发生的一切业已变成扭转我一生的大事件。大人们有着小孩子们无法明了的隐秘。”（麻文抗：《孤独于人世间》）第一人称的普遍使用缩短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家备受读者的爱戴与信任。将人物置于第一人称的创作方法也必然不时影响到作家的整体视野。
显而易见，在革新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作家自身的印迹、执笔者的“自我”形象清晰地跳跃在作品的每一页。作家的“自我”常常通过讲述者的声音——那些关于哲学的推理与沉思、那些辅助主题的大段抒情评论——得以体现。
时下，体现作家本色的需求膨胀，致使作家再无须犹豫地越过一切障碍直接现身于作品。另一方面，作家们也走出了之前只单从一个视角描写现实的状态。生活本就丰富多彩，要求得到多视角真实的再呈现。通过作家的整体看法，作品中呈现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带有客观性质。然而，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出发，人们对生活的评价往往沾染上些许源于个人精神状态的主观色彩。为了提升人们总结生活的能力，避免使读者只能选择一种解读作品的方式，作家们已经运用结合，或者，改变讲述者与作品人物之视角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
创作主体“自我”的解放使各种有着独特色彩的个人风格日益出现在小说中（麻文抗、黎榴、阮克长、黄明祥、朱来、阮志勋、屈光瑞、阮明洲、苏润伟……）。
麻文抗《叶落园中之季》和《没有婚书的婚礼》中的“我”是一个陶醉于高尚理想、纯洁情操却被掷入实用与庸俗漩涡中的“我”。这个敏感自卑、爱面子的“我”时而像要蜷缩着活在修身养性的哲理中，时而又想退回到民族传统道德的怀抱里。
保宁笔下一批心态现实的“我”的声音（《战争忧思》）是一连串由怀念而起的共鸣之声。怀旧之情掺杂着困扰、自责和沉思、哲理之情，有时还混合着悲观、绝望之情，甚至于不能分辨正义与非正义。
阮明洲的“我”充满了曾在30年战争中持枪握笔的一代人对生活、对人格、对是与非、得与失、完美与不完美的思索经历：一个对不幸者、特别是战争中女人的命运充满爱心与同情心的“我”，一个行走在文学革新道路上真诚、彷徨、呕心沥血却不免悲观、忐忑的“我”。
在此，我们不能言尽小说中创作主体的独特“自我”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韵文创作的多样风格。似乎30年战争时期的小说为现实（历史—事件）的解读方式提供了方便。人物性格在与社会环境和历史特定时点密切相连的关系中得到阐释。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描写准确的细节、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革新时期，现实主义不可能仅是一个封闭的艺术结构，它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发展的系统。革新时期的非韵文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在创作风格及接触现实的方式方面都十分多样化：历史事件抑或抒情浪漫，象征抑或神话、幻想，都可被作为接触现实的方式运用到创作中。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创作方法、接触方式都应具备反映生活真理的能力，并且能为读者营造出一种健康的审美灵感。
不仅接触方式多种多样，各种把内心独白、“意识流”、同现艺术与史诗性事件结合起来的艺术手段也令人眼花缭乱。（可助作家将人物思绪与内心心理状态结合在一起的同现艺术似乎是革新时期小说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段。而史诗性质则普遍存在于战争时期的小说中。）之前，阮诗在《家中的孩子们》中已使用同现艺术手法；现在，阮志勋、朱来等也在《燕子飞翔》、《过去的乞丐》中运用此法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在这两部小说中，与时间同现的是不同的空间表现形式：心理空间在过去与现在、私密与公众、战时甚至是神话空间中来回穿梭，既为反映现实又让人的直觉与心灵袒露于世。
在杨向《没有丈夫的家》和阮克长《人多鬼杂之地》等小说中，神话空间是便于深入意识与潜意识、人物性格转折瞬间这些复杂世界的灵验尺码。阮克长联结仙界与凡间，把神话要素转化到日常真实生活之中，寻找理解与观照现实的方法。浸润神话色彩的现实反映将变得更富内涵和有更强的感召力。神话空间以其朦胧性和震撼性、困扰性和警醒性、多义性和高度概括性等等神话特征革新传统的小说空间。
两次抗战之后，人们有了重新审视社会生活全景的时间后移度（据巴尔扎克的观点，这种时间后移度为15年）。伴随着笔触的成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在革新思维方法的带动下，作家们重新认识30年战争，反思、推测民族的历史问题，反思、推测那些走过漫长人生路程的人们的性格形成，反思、推测面对时间和历史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为人处世方式（阮凯的《岁末会晤》、《人的时间》，黎榴的《遥远的年代》、《不苟言笑的大校》，阮明洲的《高速列车上的女人》、《老家来客》、《加特集市》，麻文抗的《没有婚书的婚礼》等等都体现了上述特点），许多论题式长、短篇小说面世（武秀南的《与两相时间共存》，阮明洲的《远海上的船儿》）。
论题小说的长处在于它智慧的美及独特的思维方式，为提高作品的概括性和哲学意义贡献了一份力量。阮凯提出一种关于永恒时间与人类有限生活之关系的哲理：“当时间与人类的生命、与发展和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有意义。如果地球没有了生命，重回原始荒芜的状态，那么时间本身也不复存在。”（《人的时间》）
在思维革新的光芒照射下，小说家们以珍惜但完全清醒的眼光重新审视30年战争路程，为走向未来的人们总结经验教训。葵患了梦游症，因为在她的一生中她找不到一位理想的英雄、一位她所定义的超人（《高速列车上的女人》）。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小说按照理想化的公式描写英雄。也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中的一些人用玫瑰色的浪漫眼光看待现实。那是摄影师黎明时分在广治海滩上拍摄下来的照片“雾锁七月”。但在梦幻浪漫的霜雾下，却是一幅令人悲痛的画面：一辆熊熊燃烧的坦克后面，丈夫正在毒打妻子。隐藏在画面背后的是一个更为无理却也许才是作者真正意图的结局：妻子跪在县法官面前，双手合十求法官不判离婚，因为假如离开了悍夫，一个拖儿带女的女人无法在暴风季节中在茫茫一线天水的地方生存下来(《远海的船儿》)！小说作者不仅仅只停留在生活的表层，而且还在不停地找寻发掘现实的本质，就像我们在一层层地剥洋葱，直剥到最里层。短篇小说《远海的船儿》有一部分是阮明洲的个人经验。阮明洲的文学事业始于短篇小说写作，其中有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林中月亮》。去世前几个月，阮明洲向我们倾吐心事：《战士的足迹》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肯定，它不是不描写损失与牺牲，但总的看来，它仍是一抹过于炫目的晚霞。
黎榴的小说《不苟言笑的大校》意图批评一种刻板、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后果是模范人物、英雄人物同时也是战争年代典范们的错误行动措施。黄水大校极少思考自己的生活观念：那些刻板、过于严肃的措施能否确实给亲人带来自己所期盼的真正的幸福？“在世上，你不能马上相信所有已发生的一切，倘若它们不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的政见。一切发生在队友身上、发生在妻儿身上的事情你都可怀疑。只是在你看来，你从不曾怀疑过它的是非对错。”论题小说开拓了对话、争论的范围，在人物进行内心独白或对话时，作者常让人物向读者敞开心扉，与读者促膝谈心。《不苟言笑的大校》这部小说的论题通过前线司令员与黄水大校之间的对话得以局部体现：“难道我们有着只喜欢体验好结果、只企图找到事情结果的习惯？以战士的名义、以前线的名义，我们一经做出了什么，它的结果都必须是美好的，尽管实际上它丑陋不堪，我们仍只有追求完美的习惯。我知道我的话可能让你痛苦，你完全不可能接受，然而你别无选择。”黄水大校这个人物在此多少带点唯理主义的色彩，几乎只是作品论题的一个明证，仍然不是一个行动与心理都个体化的复杂性格。人物行动与心理未被个体化这个缺点在黄明祥的小说《水火盗贼》（1986）中亦暴露了出来。这部小说荣获1997年越南作家协会奖。它囊括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情况，反映、理解并对产生“大锅饭”官僚管理方式的合作社不可救药的必遭失败的下场发出警告。初始阶段合作社很好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但在干部文化程度、组织管理能力及水平仍然滞后的情况下建设唯理模型、大规模扩充合作社，我们遭到了失败。劳动者挥泪洒汗生产出来的产品实质上变成官僚分子、党羽朋辈们大肆搜刮掠夺的“无主”之物。1982年以来，黄明祥已在小说中提出须立刻改变管理方式、支持承包种苗承包肥料承包产量的制度的问题。它证明了一个呕心沥血的作家忠实、勇敢的态度和真才实学。遗憾的是小说未能超越问题的时事性，一些描写类似情况的报告文学，人物语言说理性强，有时甚至是作者观点的代言人。
人物的唯理色彩是革新时期论题小说较普遍的弱点。可以断定，当各种论题通过人物、故事结构和细节自然流露时，论题小说将获得成功。
但假使机械地将论题引入到小说中，就无法避免故事情节被人为堆砌（《不苟言笑的大校》）、人物命运受到较明显地摆布（《高速列车上的女人》中的葵嫁给P.H）、人物被扭曲或者变成作者代言人的情形。《高速列车上的女人》（阿葵）和《老家来客》（阿惠）中的个别人物带有或多或少的“先验”色彩，也有部分原因缘于此。
革新时期的越南小说已走过近20年的路程。在这过程中，越南小说无法避免一些过分或极端的现象。但初期所获得的成就仍非常值得欢欣鼓舞，它为越南文学的加速现代化及融入世界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以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5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