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非理性的依恋者
作者：徐科吉 李庆学
沃尔夫早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但他突破传统的新闻写作模式，开创了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写作。其早期文章收录在《康提》一书中，成为畅销书。1968年出版了《水泵房》和《酸性实验》两本书，后者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少年反传统文化的现象。1970年出版了《激进款式》一书，对纽约名人崇尚政治的风尚进行了奚落。1975年出版了《粉词》一书，表达了对现代艺术的讽刺。近些年来，沃尔夫还著有其他一系列作品，其中包括描写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非小说类作品《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以及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完美的人》（A Man in Full）。利用通俗心理学和文学的元素来帮助改革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使他的作品赢得了荣誉，2003年荣获美国芝加哥论坛文学奖。
你的童年生活怎样？
20世纪30年代的弗吉尼亚，生活异常的平静，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市，逛集市是全州人每年最大的盛事。经济大萧条重创了弗吉尼亚州和整个国家，但我当时还意识不到。
你父母职业如何？
父亲是一位农艺学家，编辑过一份农业杂志。母亲主要照看家庭。
你小时候酷爱读书吗？
整天读。当时其他的消遣方式只有听收音机，就像今天人们看电视一样，人们围在一起听收音机。
你小时候爱幻想吗？
是的。有个很棒的广播节目叫“我爱神秘”，听到报时声，你知道那是晚上了，然后幻想各种恐怖的事情。如果你不想出去玩，又无事可做，那便只有读书，我经常读。当然，如果生活在今天，那个年龄的我也会像别人一样经常看电视。但如果你想写作，阅读有很大帮助。
当时你喜欢读什么书？
我喜欢读阿瑟王的故事，也读非小说类作品。第一次读小说可能在十四五岁，我迷上了自然主义作家詹姆士·法雷尔的作品，它为我开启了各种可能性。
十来岁时，你就想成为作家？
是的，很早就有此想法，大概六七岁时就有了，因为父亲的缘故，他认为自己是科学家，而我把他当成作家。
得知你对写作感兴趣，父母感到振奋吗？
是的。我记得那位跟我同姓的托马斯·沃尔夫曾说过，他成长于一个最为平庸、乏味、无聊的家庭。他说：“我二十三四岁时就意识到我是和一群疯子生活在一起。”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家庭，主要因为他父亲酗酒无度，母亲又把房子变成了招待度假者的寄宿处。而我的家庭完全不是如此，是一贯注重教育的。
有没有影响过你的老师？
有。上幼儿园时有个叫沙克尔福的老师很早就对我特别关照，这让我感到很特殊。她使我开了个好头。中学时上过一门修辞课，也很受益。大学时，有个年轻教授只比我年长四五岁，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从事美国研究。那门课太有趣了，我决定以他为榜样，去耶鲁深造，后来我如愿了。
他教的这门课叫什么？
我想是《美国学者史》，非常有趣。我后来选择去耶鲁继续学习这些知识，对于作家，这是绝好的选择。在那里我发现社会学恰如我头顶上的一盏明灯。我以前像多数文科学生一样把这门学科看作伪科学，在研究生院的学习使我认识到社会学乃各学科之冠。
社会学包罗万象？
是的，我最早受到启发是读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他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阶级、等级与地位》等。他首先提出地位是生活的驱动力量。我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我称之为“绝对虚无”的一套价值标准。所谓绝对，正如上帝说：“嘿，这就是标准。”你能听得很清楚。这些标准维护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与你地位相同的群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时刻感受到我们的地位能保持在一个水准。这并不是说地位的攀升，而是相信你现在所做的，所结识的人，所拥有的价值都是最为重要的。
但你称之为虚无？
因为它就是虚无的。每个人都这样，如果你真要想清楚，你又不能。
“绝对虚无”，如你所称的，是当代生活的某种神话吗？
不，我想可能由来已久了。一方面，我在想世上可能没有什么比写作更为重要的了。同时，我又在维护自己的南方人的教养。这就产生了我所称的“冠军精神”，即对某些人或某些文化导向的非理性依恋，因为在你头脑中，那群人或那个人是你认为维护“绝对虚无”的冠军。
许多人投票时也囿于冠军精神，有个叫塞缪尔的社会学家写过一本书叫《美国政治前景》，想弄明白杜鲁门凭什么在1948年的选举中击败了杜威，就到全国各地做社会调查。他到了威斯康辛州一个最早由德国天主教徒创立的、居民多为德国后裔的镇上。那次选举中，他们大多支持共和党，因为1917年是民主党人威尔逊对德宣战的。这与1948年的选举毫无关系。但是，我想每个人都会这么做，我再给你举一个自己的例子。
就在9·11之后第二天，杰瑞和罗伯逊称灾难的发生在于美国人的堕落、罪孽以及缺乏与上帝的沟通。当然，这都是疯话，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判。然而，我对自己说：“嘿，等一下，我认识他们。”于是，我发现自己在维护他们。当然，我一点儿也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这就是冠军精神，是我所谈的“绝对虚无”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称它为“绝对虚无”，但是我的生活受其操纵，我想每个人都这样，这使我对神经学产生了兴趣。
再如，马萨诸塞州的许多意大利裔妇女，六十出头才加入美国国籍。起初我对此甚为不懂，就去调查。原来，她们住在一个保存完好的、真正意大利式的村庄里。这里的居民不想作任何的改变，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周围世界的纷扰。他们不想成为美国公民，这对他们并不重要，除非需要社会保障时。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地位的例子，去完全维护自己的所有。
再举一个“冠军精神”的好例子。你可能看过一部纪实的畅销片《我们为王》，是关于穆罕默德·阿里和乔治·福尔曼在扎伊尔比赛的事。对于非洲人，至少在扎伊尔，阿里成了他们的冠军，不仅仅是拳击冠军。他们把他同乔治·福尔曼的比赛看作是一场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是黑人与白人的对决。所以当福尔曼走下飞机，他们发现他原来也是黑人时，简直不敢相信。阿里所到之处，人们追着他喊：“阿里万岁！”
这怎么使你想到了神经学？
偶然发现社会地位的概念时，我相信一定是大脑的某部分起着控制作用。有些事情的发生，你不需要推理。
爱德华·威尔逊可以算是权威的神经学理论家，他曾说过，每个人的大脑都不是需要生活经历填充的白板，而是需要冲洗的胶卷底片。依据环境的不同，冲洗效果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只能显示出生来具有的东西。神经学的另一原理就是，如果你拿一块石头扔出去，赋予它意识和思考能力，那么，到落地之时，它会给你令人信服的不能改变的理由，解释它为什么选择那个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以及它为什么满意于自己的选择。年轻的神经学家们相信我们都是机器，我们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
这听起来有些沮丧，不是吗？
的确如此。我早就发现人们相信有某种力量，我称之为潜伏力，整个20世纪都让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是由于这样的力量。比如，解释人类行为的弗洛伊德学说认为你的命运取决于三至六岁时的恋母情结。还有一些理论认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你的人生。有位监狱精神病医生西奥多·道尔林普曾问过一位服刑十八年的杀人犯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我们起初坐在桌旁喝酒，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他站起来，攥紧了拳头。我想他要打我，就站起来拔出了刀子。相互喊叫一阵后，事情更糟糕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刀子就进去了。”如果你的童年生活混乱不堪，如果你站在社会的对立面，有些力量会迫使你拔刀刺向别人的。
在你的创作生涯中，你写过现实主义小说，也用小说创作的手段写过非小说类作品，你怎么想到这种混合形式的？
上大学时，我认为创作是95％的天才加5％的素材，许多优秀的年轻诗人，只需玩文字游戏就能创作出优美的诗歌。到了一定年龄，你又意识到散文才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此时，你发现年轻的作家基于自己的生活开始创作首部小说，这也可能会成功。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很好的素材。爱默生曾说过，“世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讲述，只要他清楚其经历的独特之处。”但他可没说有两个故事啊。所以，成功后的年轻作家再创作第二部小说，讲述自己成功后依然没有钱、没有女友等等，这就不是好小说了。写作课程总是告诉人们：“写你所知道的。”学生们往往理解为写自己的生活。除非你是托尔斯泰，否则你自己生活中是没有那么多可写的。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清楚这一点，你必须走出自己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素材。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写他那个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不仅去查档案，还去参加他们的集会。狄更斯在这一点上更为知名。左拉亦如此，他在小说中展现整个法国的生活，从农场到战场，无所不有。
你一开始不是写小说，而是从事新闻报道？
我一到纽约就致力于新闻报道，头脑中也打算写小说。这种新闻就是利用小说创作的手段来进行非小说题材的写作，非常有趣。直到我完成了《合适人选》之后，我才对小说格外感兴趣。小说《虚荣的篝火》是关于纽约的，起初我想我在纽约做了这么多年记者，依据我的经历、我的见闻就能写好。结果我发现不行。要写小说，我必须走出去，做报道，就像我写《合适人选》及任何我以前写过的东西一样。
（徐科吉、李庆学：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6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