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作者：骆贤凤
同时，巴金强调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希望“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巴金也强调文学翻译中译者风格的重要性。在《〈我底自传〉译后记》中，他认为“翻译里面也必须含有创作底成分，所以一种著作底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并强调“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以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这说明，巴金开始注意到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译者除了要忠实地传达原著者的意思外，还要能体现自己的风格，彰显译者的主体性。
四、 “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纵观巴金的思想发展历程，从1919年到1949年间，巴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从初步接触无政府主义，到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到形成自己的一套无政府主义理论，到开始动摇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到最终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最后，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巴金清醒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虚幻理想，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在外国文学翻译实践中，巴金的思想发展历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巴金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宰、操纵着其文学翻译的全过程，同时，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译本也深深地打上了他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从巴金的文学翻译之路和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由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原因，他从一开始就把文学翻译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曾一再声明，他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只是把写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写作（翻译）只是为了战斗”，“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一样”。正如他所说的，他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不过是“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帮助自己战斗。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巴金文学翻译，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巴金文学翻译中的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呐喊助威；一是表达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激励中国人民的斗志。郭著章教授在《翻译名家研究》中把巴金的译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革命者的传记和著作；第二类是反映被压迫者的痛苦和反抗，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
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巴金特别善于吸收外国作家的长处，为他所用。他在《〈巴金译文选集〉序》中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他的译文“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但他“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这说明巴金译介外国文学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这也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学运动译介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时尤为突出，因为，巴金认为它“写出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已经成为中国读者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因此，在谈到托尔斯泰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观、道德观和美学观对其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时，巴金写道:“现在我看到，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我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这第一次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分不开的。那时，我在他的作品里首先看到的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我沿着这条道路拿起了笔”。巴金对反映社会问题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于身处水深火热、面临着民族存亡生死时刻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为重大的鼓舞作用的，它激励了中国人民为祖国奋勇献身，唤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这不正是“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帮助自己战斗吗？
当然，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纳并不是一味的“拿来主义”，而是辩证、理性地吸收。对于他所喜爱的外国作家，他也会辩证看待其文学作品中的优点与缺点，吸收其精华，批判其糟粕。例如，对于他曾经狂热迷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总结道“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他在《〈处女地〉新版译后记》、《〈父与子〉新版后记》中，在赞扬屠格涅夫“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的同时，也指出屠格涅夫“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在《〈往事与随想〉后记（一）》中，巴金也清楚地认识到赫尔岑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甚至也有错误的”、“里面也有好些糟粕”等等。这一切说明了巴金在“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同时，辩证、理性地吸收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精华，为他所用，展示了他挣脱“内心炼狱”，追求完美人生的伟大人格力量。
（骆贤凤：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4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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