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孤独与荒诞
作者:孙志农 戴鸿斌
三、悖反的言语与重叠的意象
贝克特的作品中,语言的危机是非常明显的,他“戏剧风格的一个主要倾向在于越来越多地使用独白的形式”。(注:Eliopulos,James.Samuel Beckett’s Dramatic Language.Mouton:The Hague,1975.)《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不存在任何传统戏剧常用的对白形式,这种对语言交流的背弃表达了贝克特的观点:在荒诞的世界上,对话与交流只能是一种奢望。于是,他选择了人物的独白形式进行创作。然而,独白也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而贝克特即使对于这种语言形式也是耿耿于怀。因此,在剧本中,他竭力去嘲弄语言和架空语言,正如他曾经的评价:“语言对我来说越来越像那一层必须揭去的幕帘,……我们没法一劳永逸地摒弃语言,但我们至少能竭力让它彻底的名誉扫地,把它钻上一个窟窿眼,使它背后逡巡游荡着的东西——无论有东西还是没东西——能渗透出来;我实在想象不出,今天的作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的期望了。”(注:转引自盛宁:贝克特之后的贝克特,《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为此,贝克特经常使用矛盾话语来否定言语本身,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他对自己不同年龄阶段的评价。三十九岁时,他回忆:“那时我还断断续续地和比安卡一起住在凯德街。总算结束了。天哪!真是没得救!……”到了六十九岁时,克拉帕不仅与三十九岁时的克拉帕一样嘲笑二十多岁时的克拉帕,而且对三十九岁时的克拉帕也没有好感:“刚听了三十年前那蠢货的磁带,难以置信我竟这么糟糕。谢天谢地总算都了结了。”虽然这些言语流露出他对过去的不满和否定,但他在剧中却多次重放过去的录音。而且他每年都录制自传性磁带,并且时常聆听这些磁带,这些都说明了他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与珍视。于是,语言层面上的自我否定还被他录制、播放磁带的戏剧动作所消解,语言一如既往地失去意义。除了运用无意义的语言外,贝克特在剧中还经常使用“停顿”和“沉默”。当克拉帕在思考问题或者迟疑不定时,作者往往让他保持沉默,或者在剧中给出“停顿”的舞台提示。这样,作者巧妙地传达人物在不同语境中的心理活动,同时经常打断克拉帕的独白,使戏剧变得支离破碎,给人一种杂乱无序的感觉,从而符合贝克特本人的艺术观:“这只能表明需要有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容纳混乱的生活而不试图改变混乱的性质……寻找一种能容纳混乱的形式是当前艺术家的任务。”(注:Worton,Michael.Waiting for Godot and Endgame:Theatre as Text,in Pilling,Joh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cket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0.)
依贝克特所见,言语混乱不堪,无法充分完成交流目的。因此,为了表现主题,他在戏剧中创造了一系列与主题有关的意象。“当哲学家们只会用充满理性的思辨来讨论人的精神情形,贝克特则将它化作一个印象、一个故事,化作那一组组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注:朱虹,荒诞派戏剧的兴起,《荒诞派戏剧集》,贝克特等著,施咸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在《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近七旬的主人公克拉帕在简陋的小房间里播放、聆听和录制磁带的意象场景。全剧围绕这个意象表现出来的孤独主题而进行。因为这个意象的反复出现,就算读者读完剧本后可能忘掉一切,唯一挥之不去的恐怕就是这个孤单老头的形象了。除此之外,作者还塑造了笨重的录音机的意象,并且描写了克拉帕回忆中的“母亲的安息”和“告别爱情”等场景。由于语言的支离破碎,作者最终没有留下完整的故事,而是呈现了一系列片断,在读者心中留下一组组的意象,从而使读者在重构故事的同时,领略到作者的艺术风格,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四、结语
艾斯林指出:“今天,当死亡和衰老日益被委婉语言和安慰性的谈话所掩盖,生活受到催眠性、机械化和庸俗大众消费窒息的威胁,使人面对他的真实处境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大。因为人的尊严就在于他面对没有意义的现实的能力;没有恐惧、不抱幻想地自由地接受它——以及嘲笑它了。”(注:Esslin,Martin,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London:Penguin Books,1980.)贝克特在戏剧中所揭示的主人公的处境归根结底并非个人的处境,而是人类共同的处境。《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结束时,克拉帕说:“也许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过去了,那时曾有快乐的机会。可是即使我心中之火尚存,我也不要他们回来。不,我不要他们回来。”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贝克特对自己的真实生活的写照。紧接着“克拉帕一动不动地瞪着前方,磁带继续无声地转动着。”可见,面对现实的困境,克拉帕已经麻木不仁。毋庸置疑,贝克特利用《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对现实的无奈与绝望。
(孙志农: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邮编:200036;戴鸿斌: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邮编:36100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