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梦系廊桥》是狗尾续貂吗？

作者：冯　茜




　　《梦系廊桥》从文本的表征层面看，其互文性特点十分明显。小说标题的英文直译为“一千条乡村路”，这是西方路上小说的影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堂·吉诃德》、流浪汉小说、18世纪的《鲁滨逊漂流记》等文学作品，开启了欧洲路上小说的先河。《梦系廊桥》的题名“一千条乡村路”，在意象的建构上，延续了路上小说的遗脉，金凯的狗也叫“大路”。正像有人评介的称作者罗伯特·詹姆斯·沃勒为“路上的学者”(注：News，Publishers Weekly.May 6，2002，p.16.)。热奈特认为：一切文学作品皆具互文性，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注：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好的文学作品必须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和文学网系，在与其他文本构成的互文性网络中，才能产生意义，指向现实世界。在《梦系廊桥》中，有两个人物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形成互文和指涉关系。《梦系廊桥》的作者怀着对后现代社会的解构，对欧洲的文学经典文本《尤利西斯》进行了互文性的戏仿。首先，男主人公金凯怀着浪漫的愿望，像过时的牛仔一样冒险着、工作着，他没有固定的栖居处。他喜欢冒险、摄影，但没有明确目标。他不像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去寻找真理、寻找知识、寻找圣杯，而是像《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一样漫无目的的在后工业社会中漫游着，幸运的是：他不寄希望的爱情却不期而至，他终于找到了精神和情感的寄托——对弗朗西丝卡的爱。他的经历与布鲁姆不同，这令人稍感欣慰。第二个人物是金凯的私生子卡莱尔，他在小说的第四章中出现，他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正像《尤利西斯》中的青年斯蒂芬在寻找精神上的父亲。他感觉到，“父亲就在某个地方”，金凯就是一个后现代社会中的布鲁姆或者是奥德修斯。《梦系廊桥》的互文性特征还表现在金凯的私生子卡莱尔的母亲维妮与金凯的关系上。《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的妻子莫瑞是一个放荡的女子，因为布鲁姆是性无能。而在《梦系廊桥》中，维妮是爱金凯的，但她知道金凯的心她是无法控制的，通过他们的邂逅与生子，再现了二战时期西方人们内心世界的空虚、无聊，也证明了金凯的飘泊习性，他在飘泊，寻找精神上的家园和灵魂栖居之所。通过维妮的存在与金凯对她的不经意，更加印证了金凯对弗朗西丝卡感情的真实和长久。这种互文和指涉，再现了后现代社会罗曼司的感人与精彩。
　　
　　三、通奸模式的互文：弗朗西丝卡与《红字》中的白兰
　　
　　有人说，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欺骗性，也就是说当一个文本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他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进到另一层面，造成一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梦系廊桥》采用的是隐形的寓意陈述，“包含着有意无意中取之于人的词和思想，我们能感到文本隐含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总能从中发掘出一篇文下之文”(注：蒂费纳·莎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在《梦系廊桥》畅销的背后，正如美国的评论所言《梦系廊桥》“继续着通奸故事的赞歌”(注：Library Journal ，March 1，2003，p.136.)，这使读者自然联想到了同样是一种爱情文本模式的《红字》的潜在“在场”。《梦系廊桥》描写的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弗朗西丝卡与金凯的故事可以指涉出发生在19世纪美国大陆、偏远的新英格兰的故事，这就是霍桑的《红字》里的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的恋情。
　　这两个故事虽然时间相隔一百年，但相同的意象和人物关系，相互印证、指涉，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寓意互文关系：首先，“十字架”这个意象的互文。《红字》里，由于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的恋情，使她生下了女儿珠儿，被教会戴上了标志通奸的红色的A字(adultery)，这是白兰的“十字架”。生活在19世纪的白兰没有20世纪的弗朗西丝卡那么幸运。《梦系廊桥》中弗朗西丝卡是幸运的，因为金凯的坚守和理解，她没有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下。但如果用世俗的道德观念来看，弗朗西丝卡与金凯就是通奸，正像小说中所写的，弗朗西丝卡是个掩盖在称职的农夫之妻和细心体贴的母亲形象下面的“另一个女人的表象。”这种女人的表象，是在“驯服的外表下隐藏着她的愤怒”(注：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362.)。可以看出，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同样在一百年后的美国照常发生。只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六年来，弗朗西丝卡坚守着廊桥，廊桥是他们相爱的地方，也是弗朗西丝卡的“十字架”。这与《红字》中白兰的红色A字具有着相同的意象指归。当然，这十字架对于这两个女性来说具有着双重的含义：红色的A字对白兰来说，既是她的十字架，也是她的崇高品质的象征。白兰最终没有离开偏僻的新英格兰，坚守在小茅屋，这是显性的坚守，永久佩戴的A字最终成为她纯洁的标志，angel，able，天使、能干的同义词。或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红字》是否也可以写出一部同样与《廊桥遗梦》一样的前篇，以此来演绎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呢?相对于弗朗西丝卡来说，“十字架”就是廊桥，廊桥既是她爱情的见证地，也是她出轨的标志，所以她每天散步四英里到达罗斯曼桥，她是坚守着与金凯的爱情，当然她的坚守是隐性的。
　　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梦系廊桥》中的弗朗西丝卡与白兰一样属于出轨的女人，她也时常产生自责感：她的十恶不赦之罪，永远不会后悔，但偶尔流露出些许悔意。那么，他们的感情是情欲还是爱情?笔者认为，界定弗朗西丝卡和金凯的感情是情欲还是爱情，在于他们的坚守和承诺是否兑现。本来他们二人可以相见，但他们遵守了诺言，特别是金凯尊重弗朗西丝卡对家庭的选择，没有去打扰她。“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过的这种生活并不是有意的忠诚，也不是痛苦的独身，不是一个忍耐的问题。在弗朗西丝卡之后，他对其他女人完全没有了兴趣。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成了他界定爱的时刻，再没有任何超越那些界限的风流韵事发生。”这就是爱，是人的本真情感的流露、本真情怀的绽放，这其中没有任何杂质。对弗朗西丝卡和金凯而言，如果他们私奔或者相见了，那么沦为情欲的可能性就增加了。由于二人恪守了爱的诺言，特别是金凯牺牲了他个人幸福，只是留下了一种精神寄托，因此拯救了他们的爱情。到晚年，他依然孤独一人，“我最大的毛病总是向前而从不回头，从不为我留在身后的东西感到空虚，除了那个女人。由于这个毛病，我放弃了家里的灯而选择了出游。后果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我没有权利悔恨我自找的东西”。暮年的他渴望家庭、朋友，但是他没有，只是坚守着、等待着。在《梦系廊桥》中，弗朗西斯卡和金凯，都在同一天到过罗斯曼桥，时间仅仅相差十几分钟他们就可以相会了，但是他们错过了，并且永远地错过了。这成为遗憾之爱、残缺之美。
　　《梦系廊桥》中展现的后工业社会生活，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个人拥有了较大的空间和自由。在这里，弗朗西丝卡的丈夫理查德的态度与《红字》中白兰的丈夫齐灵窝斯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凸现出时代的差异性。弗朗西丝卡作为妻子，本能地被道德观所控制，没有与金凯私奔，但成为一个有着双重面具的女人，她的丈夫理查德也感觉到了。理查德在临终前对她说：“我知道你有过自己的梦，我很抱歉我没能给你。”作为丈夫的理查德本能地知道妻子的不满足，他知道的比她以为他知道的要多。但他没有深究，宽宏地对待妻子。而19世纪的女主人公白兰的丈夫齐灵窝斯则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爱情进行了阻挠和破坏。在这种互文性中，读者可以体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时代的人们在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与演进，两位丈夫的态度，是对时代变迁的互文，也是对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在道德修养上表征出的宽容与苛刻的写照与互涉。
　　
　　四、结语
　　
　　热奈特认为，“没有任何文学作品不唤起其他作品的影子，只是阅读的深度不同唤起的程度亦不同罢了。”(注：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这要求作者和读者需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做基础。文化积淀越深厚，其互文性就越明显。《梦系廊桥》的这种互文性写作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自足、封闭的文本观念，动摇了文本原创性的权威，彰显了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读者阅读小说的审美愉悦被延长、深化。因此，读者在读过《梦系廊桥》之后，不会觉得它是对《廊桥遗梦》狗尾续貂，而是更好地演绎了金凯和弗朗西丝卡的爱情罗曼司。通过《梦系廊桥》读者可以更深层次解读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性质、他们的心路历程。它不是一个尾声，而是对《廊桥遗梦》前文本的互文，这种互文，目的是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放到一种与前文本、其他文本自由对话的语境中。因此，《梦系廊桥》提供了与后现代社会、现代派意识流文本《尤利西斯》以及19世纪《红字》和《廊桥遗梦》前文本的对话与互文，向人们展示了金凯与弗朗西丝卡爱情的自我救赎，而这种“集体主义式的拯救的吸引力砌在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构造中”(注：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0页。)，从而演绎出后现代社会感人的爱情罗曼司的凄楚与人性之美。
　　(冯 茜：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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