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
作者：李中强
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推动
角逐诺奖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坛精英，强手如林，众多一流人才的激烈竞争保证了诺奖拥有极高的质量，历届得主中包括了叶芝、萧伯纳、福克纳、海明威、萨特、川端康成等诸多已经进入文学神圣殿堂的作家。1930年以前，除了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奖外，评奖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欧洲，但随着1930年美国作家刘易斯、1945年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973年澳大利亚作家怀特、1986年尼日利亚戏剧家索因卡的获奖，标志着诺奖将五大洲文学连成一体。在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界忽视弱小民族的情况下，凭借诺奖的春风，土耳其、波兰、圣卢西亚、南非、墨西哥、埃及等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入中国为中国读者了解。
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凭借中国人浓重的诺奖情结，诺贝尔文学奖总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诺奖翻译作品在中国仍然能有一个不错的销量，甚至当中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畅销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总经理施宏俊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一般都能售出5万册以上，这说明诺奖对读者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图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凭借诺奖的影响中国仍然有一个相对庞大的翻译文学读者群，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界的一件幸事。
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消极影响
中国人浓重的诺奖情结以及诺奖得主作品远远超过非诺奖得主作品的市场表现，在这个国人普遍浮躁的时代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报酬普遍偏低、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的翻译本身就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再加上出版社出于抢占市场的目的，在诺奖新得主公布后往往会立即组织人手开展翻译工作，出版的速度已经几乎可以让国内的读者同步看到外国优秀作品中译本的程度。为了取得这样的速度，单个译者当然无法胜任，因此往往对大部头的文学作品采取多译者合作的方式，由于译者的不统一造成了作品前后风格、遣词造句出现差异，这种情况在小语种获奖者身上尤其突出。即便对于作品早就在中国出版的诺奖得主，由于时间关系，中文版权可能早已到期，在中国出版社疯狂的追逐下，原来出版译作的出版社未必能够再次获得版权，而新获得版权的出版社为了在第一时间将新作推向市场，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可能会出现对原先译作进行改头换面或者对港台繁体版的译作进行改编的情况。
诺奖除了进一步加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浮躁之风外，也对中国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诺奖从创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其得主中的大多数已成为世界文学殿堂里被奉为偶像级的人物。但是诺奖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它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虽然近年来，诺奖将视角更多地投向了非西方主要国家的作家，但是以英、法、德等主流语言写作的诺奖得主依然占据多数。诺奖巨大的抽水机效应，让中国本来就有限的外国文学译介资源越来越偏离小语种国家的文学。长此以往，中国外国文学译介的价值取向将被诺奖的评奖价值观所取代，使之成为诺奖的应声虫，也就是说对当代世界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将滞后于诺奖的评定。一个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如果失去了对世界文学的整体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些主流语言写作的作品，后果将是可怕的。
与之相应的是对中国外国文学读者群的消极影响。虽然凭借中国人浓重的诺奖情结，近年来的诺奖评选前后都会在中国掀起一阵有关诺奖的讨论高潮，再加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对文学的敬重，诺奖得主的作品在中国有着上佳的销量，但是，由于诺奖走的是纯文学的路子，作品本身可能就比较不容易阅读、理解，再加上翻译出版界的急功近利造成的译作质量低下，读者的阅读乐趣越来越少。许多购买诺奖作品者本身并不是为了阅读，而是成为一种时髦或者一种点缀，购买诺奖作品似乎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一种标榜自我的标签。长此以往，这将对中国的外国文学读者群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
从近20年来的诺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来看，诺奖作家的中文译本的经典化正越来越慢、越来越弱。作品在取得不错销量甚至成为畅销书后，很快就被下一年得主所取代，被读者和研究者冷落。对诺奖得主作品的译介只是一时的喧嚣，似乎并没有对中国本土文学创作产生太大的影响。
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反思
综上所述，对中国当代外国文学译介而言，诺奖正在成为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外国文学译介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应该引起整个译介圈的重视。出版、翻译界应该以诺奖为桥梁，而不是以诺奖为目标。在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对本土原创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读者群正在逐渐形成。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除了考虑市场表现外，也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审美情趣以及对汉语原创文学的影响，使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呈现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全貌，使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起到锦上添花而不是指挥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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