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
作者：李中强
诺奖得主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自1901年诺奖设立以来，已经有30多个国家近百位作家获奖，其中许多早期得主的作品已经在中国被多次译介，成为经典作品，比如萧伯纳、海明威、泰戈尔、肖洛霍夫等，其作品的文集甚至全集都已经在中国出版并获得了中国读者的高度认可。
中国有关诺奖的讨论，真正开始于1980 年代，而诺奖也成为中国文学界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作家界渴望获得诺奖，与此同时，中国的翻译界也在反思是否因为翻译问题影响了中国作家获得诺奖。“中国人，包括学者与政府官员在内，一直盼望中国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毫不掩饰这种心愿。”中国人沉重的诺奖情结使得诺奖得主的作品在中国一路畅销，几乎任何一位诺奖得主的作品在获奖后都会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例如，早在2002年，译林出版社就引进了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作品《耻》，可当时国内几乎无人关注，直到2003年才销出五六千册。但就在2003年，库切出人意料地获得诺奖后，《耻》开始几万册几万册地重印。此种情况同样发生在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身上，世纪文景曾推出过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但市场反应平平，而当帕慕克获奖之后，这本书立即成为畅销书，至今销量已超过30万册。
基于诺奖强大的市场效应，国内出版界中，除了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传统的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出版社外，其他出版社也加入到诺奖得主作品的出版中来，比如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自选集》，而库切在获得诺奖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争夺到了其作品的中文版版权，2004年该社一并推出5部库切的作品。
总体说来，无论是已经经典化的作家还是诺奖新得主，在中国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译介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表象
第四次翻译高潮，也就是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带动了整个翻译界的全面发展，中国的文学翻译也达到了“五四”以来的又一个高潮。竞相重译重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成了翻译界和出版界的热点，外国文学名著成为炙手可热的东西。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三四十都是翻译图书，而其中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的翻译出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与此同时，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也几乎是在同步跟踪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本国的文学创作和世界文学的最新进展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几乎是和诺奖评定同步推出的诺奖得主的翻译本。文学翻译的选择开始多样化，翻译择取以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为标准，而文学翻译的出版也越来越规模宏大，不断有文学翻译丛书涌现，国外著名作家的作品也被结集，甚至全集出版。比如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文集》、30卷的《巴尔扎克文集》等，还有译林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工程，收录了世界各主要文化中流传的英雄史诗19部20多种，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世界诗史文学的全景。
和英、法等通用语种作品的译介相比，小语种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仅以2006—2007年为例，诺奖得主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捷克文学巨擘赫拉巴尔的《严密监控的列车》等译介进国内后，几乎都成为畅销书或广受关注的作品。
当代文学翻译和五四时期
文学翻译的比对所暴露出的危机
谈到文学翻译就不能不谈到中国文学翻译在五四时期达到的高潮，在文学前驱者看来，翻译对新文学从文学观念、文艺思潮以及文体建设上都提供了全新的滋养。五四时期翻译的文学作品表现出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观念，为新文化的启蒙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其译介作品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催生了易卜生、泰戈尔、拜伦等在中国的长盛不衰，此时期甚至儿童文学名著也被大量地译介进来，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
“五四”以前的译坛几乎是西方主要国家文学的译介，五四时期对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也越来越多，《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的编者和译者怀着一种介绍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中国的封建文化的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安徒生、罗曼•罗兰等，同时对波兰、南非、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品也多有译介，此外，对东方文学的分量也逐渐增加，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作品也多有译介，泰戈尔的翻译更是一度形成热潮。
这一时期的译介从创作手法、文体形式和文学类别上看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同台竞技，雅俗共存。文学翻译达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
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也对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中例如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的出现都与文学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众所周知，鲁迅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及具有独特题材的散文诗集《野草》都与他本人大量的翻译实践密不可分。同时，文学翻译对新诗和话剧的诞生和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如胡适用白话译出的《关不住了》，不仅开创了胡适本人新诗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纪元。与此相适应的是译文的语言开始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
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的翻译流派和翻译家，同时，渴望自由、民主的新青年对所译介作品的喜爱和渴求构成了牢固的读者群，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被很快地经典化，时至今日，其中的众多作品仍然是众多出版社竞相出版的重要作品。
与之相对比，当代的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本土文学创作的文学观念、思潮以及文体建设上能够提供的借鉴日渐式微。除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作品外，对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关心不够，投入不足。不可否认，1980年代对拉美文学的译介曾经出现过一个高潮，也向中国文学界和读者介绍了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但是，仅诺奖得主在中国的陌生化这一事实即让中国文学翻译界汗颜，比如2002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当年诺奖得主为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时，中国作家却查不到此人，怀有浓重诺奖情结的中国文学界的反应大多是“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而到了2006年，虽然在诺奖公布两个月前国内已经出版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但是国内文学界一片沉寂，没有人针对他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和言论。
这说明中国当代的文学翻译与研究出了问题。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局限在英、法、德、俄、西等大语种内, 在大语种之内又关注大国、大作家、名作家、走红作家, 而缺少一种更踏实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同时，普遍忽视小语种国家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东欧文学组的解散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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