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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女人
作者：玛丽琳．麦卡利
这初次见面后不久，多拉精心策划了与毕加索的又一次相遇，这次见面发生在“德·马戈咖啡馆”里, 她知道毕加索经常去那里用餐。许多年后，毕加索告诉弗朗索娃·吉洛（Francoise Gilot）,“她戴着一副装饰有粉红色小花的黑手套，她摘去手套，拿起一把长长的尖刀，她开始将刀从她伸出的手指间戳入桌子，看看刀能接近每个手指到何种程度而不伤害她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略微错过目标，当她停止玩弄那把刀时，她的手上满是鲜血。巴勃罗（Pablo）告诉（弗朗索娃·吉洛）说这件事使他下决心对她感兴趣……他叫她把手套送给他，他习惯将它们与其它纪念品一起放在奥古斯汀大街的玻璃陈列柜里。”
考斯认为这种自残肢体的行为会使他想起斗牛时血祭的场景。的确，她为了取悦毕加索所表现出的这种自我牺牲的品质是会吸引住他的。保存手套，似乎它们是她爱情的见证并借以坚信他自己的魅力，这符合毕加索的特点。
毕加索也被多拉的美貌所吸引，多拉比他小十六岁，而且她会讲西班牙语；后来毕加索告诉吉洛也是因为多拉才华出众。刚开始时，他喜欢她的独立个性、她偏激的情绪、她广泛的兴趣和对工作的执著，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毕加索非常看重这些品质。在公开场合里，他们一起与作家们交往，在这些作家中有艾吕雅、普雷维尔以及一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私底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时而伴有剧烈争吵并互相摆布。洛德写道，毕加索送给多拉一个戒指，而那个戒子曾属于她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多拉的催促下劝毕加索给她一幅水彩画作为交换：
“一两年后，当多拉与毕加索在新桥上散步时，他俩发生了激烈争吵，在争吵过程中，毕加索责怪他的情妇缠着要他送她一件艺术品，以此换取一个不值钱的小玩意；这时候，多拉从手上取下戒指，把它扔进了塞纳河……后来，她后悔如此冲动……她软磨硬缠，最后毕加索为她创作了一个他自己设计的戒指。戒指太珍贵也太易损坏，因而无法佩戴，这当然是他的报复。”
多拉没有搬去与毕加索一起住，而是保留着她自己的住所，这时，毕加索仍住在布瓦蒂大街的套房里，自从1918年他娶奥尔加·科克罗娃为妻后，一直住在那里。有时，他在多拉的工作室里工作，做一些摄影方面的试验，也许还作一些画；1941年1月，他就是在那里写下了他的剧本《揪住尾巴的欲望》，该剧的主题是战时生活的短缺和乏味，剧中人物的名字有叫“大脚”的，抱怨陷于闭塞恐怖的紧缩期难以自拔。①这黑色幽默的实验剧三年后在作家米歇尔·莱里(Michel Leiris) 和他妻子泽特（Zette）的套房里上演了，加缪（Camus）、波伏瓦（Beauvoir）、萨特（Sartre）、多拉以及其他人参加了演出。毕加索的朋友们都认可多拉是他的新伴侣，毕加索的情妇玛丽亚-泰雷兹·瓦尔特（Marie-Therese Walter）从未有过这种待遇，毕加索把她藏了起来。尽管当毕加索遇见多拉之后，他与奥尔加分开了，但他仍经常去看玛丽亚-泰雷兹和他们的女儿玛娅，他经常与女儿一起度假。然而，他期待着多拉出现来逗他开心，因为他喜欢与多拉交谈胜于玛丽亚-泰雷兹，玛丽亚在毕加索的朋友面前比较难以自持。
多拉疯狂地爱上了毕加索，这正如日后她告诉约翰·理查森的那样，她喜欢他俩成为狗与主人的关系，她称自己是他“宠爱的小哈巴狗”。事实上，毕加索有时会将他那只阿富汗猎犬“卡兹别克”画入多拉的肖像中，正如理查森所指出的那样，这赋予这些肖像以新的含义。尽管多拉易于突然生气和发脾气，但是她会低声下气地道歉，恳求说为了维护他俩的爱情，她愿意他叫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毕加索告诉洛德，“从来没有任何人会如此——这话怎么说呢？——如此俯首贴耳。你想叫她怎样她就怎样，当狗，作鼠，扮鸟，出主意，大发脾气。”在多拉看来，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就“像生活在宇宙的中心，激动人心，令人恐惧，洋洋得意，低声下气，样样俱全。”
当公众知道他俩是一对情人时，多拉就决心充当起艺术家毕加索的“正式”摄影师。（直至她放弃摄影后，布拉西亚（Brassia）才与其他人一起开始拍摄毕加索和他的作品。）1937年她将她的大部分摄影器材搬进他在奥古斯汀大街的新工作室（她的黑窗帘后来在战时灯火管制时很派用场），在这个工作室里，她不仅拍摄了毕加索的雕塑，而且还记录了绘画《格尼卡》组画的各个不同阶段，这幅画是毕加索为那年的巴黎世博会西班牙展厅而作。她那些值得纪念的系列摄影除反映其他事情外，还显示那个被置于图画中心位置的灯泡是起着象征某种被贬低的西班牙太阳的作用，这种手法是受到她的一个摄影灯的启示，在毕加索工作时，这盏灯置于画布的前面。
据说，多拉是帮助毕加索找到奥古斯汀大街工作室的几个朋友之一，绘画《格尼卡》是在那里完成的。 那栋7号楼早已闻名于世，因为巴尔扎克在其小说《无名杰作》中把它写成疯子老画家弗兰霍夫（Frenhofer）埋头创作“杰作”的画室。多拉知道这栋楼的顶层名叫“巴罗顶楼”，三十年代中期，演员在那里生活和排练。这个画室也成为反民族主义革命批判中心小组的集会地，这个小组继承了极左派的弥撒聚会，曾一度由巴塔耶和布勒东领导。多拉在小组的一份宣言上签了名，在小组早期的一份声明上被列为电话联络员。
在与理查森的谈话中，多拉详细谈到了《格尼卡》，她说她是图画右侧哭泣的女人的原型，画中其他女人的灵感则来自玛丽亚-泰雷兹。毕加索自己说他发现他无法描绘微笑的多拉，“对于我来说，她是哭泣的女人”。多拉也用哭泣的女人为题画了一些摹仿毕加索的图画。不幸的是“哭泣的女人”这个词语流传了下来，致使多数作家，尤其是那些决意妖魔化毕加索的作家把她描绘成仅仅是这位艺术家受虐待的情妇。事实上，她是位多愁善感的女人；我推测毕加索在谈到“受折磨的形体”（他的原话）时，他的意思是他在绘画时创造了多拉的感受，而不是多拉真有那样的感受。在与经销商谈话时，朱利安·利维（Julien Levy）集中谈论了他对多拉·马尔的描绘，尤其谈到在描绘她的许多画中，他经常使用的不协调的双重形象：
“这个长着一只眼睛，或三只眼睛的女人是不是立体主义画派的发展？”我问毕加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回答道。“这所谓的双重形象只是因为我总是瞪大眼睛。每个画家都应该总是瞪大眼睛。那么，你会问，怎样才能看得真切，一只眼睛还是两只眼睛？其实，那只是我心上人多拉的脸，我亲吻她时的脸。”
这样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多拉：既是“哭泣的女人”又是特写镜头中“被亲吻的女人”。
完成了《格尼卡》系列摄影之后，多拉放弃了职业摄影生涯，在毕加索的鼓励下，她转而从事绘画。这次回顾展包括了她的一些油画，它们反映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在受毕加索影响的作品中，她自己的感觉受到压抑；比如，她的《毕加索肖像》（1938）采用了典型的扭曲形体，画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鼻子，毕加索在给她画像时经常使用这种手法。画法差异较大的是那些汲取她早期摄影对结构、光线和形式的灵感而产生的作品。多拉四十年代的作品包括了大胆描绘塞纳河景色的系列画以及几幅令人回味无穷的巨幅静物画。在这些作品中，她通常大手笔运用柔和色调，并用强烈的结构要素加以点缀，她的这种构图方式受到当时道格拉斯·库珀和其他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康巴利娅推断多拉为了绘画放弃摄影完全是一个错误，对于这一点，毕加索是有责任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多拉的绘画建立在她的摄影基础上的，这是她绘画质量和力量的源泉。
“自从她遇见我后，”毕加索吹嘘说，多拉的“生活得比从前更积极。她的生活变得更有方向。摄影不能使她满足。她开始更多地绘画，并且一直在真正地进步。是我塑造了她。”与此同时，毕加索也会非常冷酷。1942年，当多拉搬进萨瓦大街（位于离奥古斯汀大街不远的拐角处）建立她自己的画室时，科克多（Cocteau）报道说，毕加索建议在大楼上放置一块纪念牌：“多拉在这栋房子里百般无聊地死去”。她告诉约翰·理查森，在另一个场合毕加索曾说过“她使他想起昆虫，并开始在她餐厅的墙壁上画‘眼镜里长喇叭的’昆虫。”他俩的关系不断恶化，最沉重的打击是1943年弗朗索娃·吉洛的出现，三年后，毕加索离开多拉，拜倒在弗朗索娃的石榴裙下。
1945年春天，多拉精神失常。据洛德说，“她的朋友认为她也许会发疯，或自杀。有一天，有人发现她赤裸裸地坐在她那栋公寓的台阶上，因为她受了楼上结婚庆典的惊吓。接着，她在一家电影院里歇斯底里大发作，人们吓坏了，就叫来了警察。”
毕加索也吓坏了，他厌恶疾病，尤其厌恶生病的女人；据说，他与雅克·拉康取得联系，雅克把她送进了一个心理诊疗所。
杜昂·奥蒂兹（Dujoune Ortiz）详细叙说了拉康策划照顾多拉，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击疗法，电击疗法被用作治疗多拉的一种手段。她还颇有见地地说，毕加索将多拉画成哭泣的女人奇怪地预见到了多拉在接受电疗前必然会经受的那种恐惧。尽管多拉与毕加索之间的关系还将再维系一年时间，但是，毕加索希望有一个最终的了断，似乎要强调替换掉她的决心，他让吉洛住进梅内贝斯的住宅，那栋房子他已给了多拉。
多拉离开毕加索后，她有些老朋友仍与她亲密来往。战后不久，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买了多拉的一张风景画；斯泰因去世后，多拉保持着与艾丽斯·托克拉斯（Alice Toklas）的联系，1952年她曾为艾丽斯画过肖像（这张肖像现挂在耶鲁大学的拜内克图书馆里。多拉也与巴尔蒂斯关系密切，巴尔蒂斯曾鼓励她绘画，有时，这事惹恼了毕加索。欧洲解放时，詹姆士·洛德在巴黎，是一名美国兵。在毕加索离开多拉前几个月，洛德遇见了她。洛德谈到的许多有关多拉的事显露了毕加索的许多往事——或者说，至少说明了洛德对毕加索着了迷。“多拉与我每天讨论毕加索，”洛德说，而且他记录了多拉的大部分谈话。当多拉批评毕加索作为一名父亲有许多缺陷，而洛德反对她那么说时，多拉生气地回答道，“我什么也不欠他的。事实上，是他欠了我许多。他利用我去创作他的艺术。”
多拉非常重视自己让毕加索画过这件事，她知道即便她生活的痕迹被隐藏了起来，他画中她那哭泣或被吻的形象永存。然而，她内心很矛盾，因为许多与她有关的作品在身体方面的扭曲令她心神不宁。她对理查森说，“这些画反映毕加索远胜于反映我。”许多年来，她出售了一些毕加索的画（主要是那些受折磨的形象），毕加索将这些画送给她，用来维持她的生活；多拉把剩余的画锁在保险柜或箱子里，这些绘画像他俩生活的记忆那样在她肮脏的套房里积上灰尘。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多拉又退缩到天主教的神秘世界中，比从前更与世隔绝。①尽管后来她悔恨了，认为超现实主义者对教会态度是愚蠢的，但是在晚年，她仍回头试验她三十年代的那些摄影底片。这些底片中有包括布勒东的肖像等，她运用光线技术进行改变，将实物（比如，玉米颗粒）显影在照相纸上，这次回顾展将展出这些作品。
去世的前一两年，多拉告诉理查森她已立了遗嘱，将一切留给巴黎某个隐修院，她生前经常去那里祷告；可惜的是她所指定的那些神父好像都先她而去。这一说法至少可以作为她死后无遗嘱的理由。（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天晚上，显然有人进入了多拉的套房，奥蒂斯指出很可能她的遗嘱被偷窃了。）法国政府指定了一位家谱学者追踪到多拉的两个远亲，她的全部收藏，包括她的照片、绘画、书籍，以及个人财物都被拍卖了。这次拍卖吸引了经销商、艺术史学家、传记作家以及好奇的人们。所有的遗物都公开展出，全然没有考虑到遗物的意义，也根本没有人尝试将它们按清晰的顺序排列。这些对多拉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东西突然一下子散失了，对于熟悉她的人来说，这就像是冷酷无情地侵犯了她小心翼翼维护的内心世界。由于这次拍卖，未来的艺术史学生不仅失去了宝贵的档案库，而且失去了把她的物品和记忆中的个人关系重新连接起来的可能。
注：
①比如她把《花园里的多拉肖像》的主角描写为“典雅，高贵，泰然自若”；但人们可以争辩毕加索大胆创作的这幅户外坐着的女人根本不是一幅肖像。
①他俩恋爱的最初几个月，多拉与毕加索合作了一系列光线画，发表在《艺术手册》1937年6-7号刊上，由曼·雷撰写说明文。
①考斯说毕加索在奥古斯汀大街的画室写了《揪住尾巴的欲望》（第168页），这是错误的。多拉告诉康巴莉娅这个剧本是他花了几天时间在她阿斯道格大街的工作室里写成的。
①理查森说，晚年时多拉由于身体的原因，外出时穿衣困难，因为她的背弯曲得很厉害，当然这是由于患了骨质疏松病（而不是因为像考斯所说，是由于动脉硬化症）。杜昂·奥蒂兹也怀疑或许是多拉在1945年所接受的电疗造成了她弯腰曲背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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