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哭泣的女人
作者：玛丽琳．麦卡利
多拉·马尔（Dora Maar）出生时叫马科维奇（Markovitch）， 有时被人称为“哭泣的女人”。她一直被认为是毕加索许多长期情妇或妻子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个女人。最近，多拉·马尔回顾展先在慕尼黑、后在马赛展出；展览会展出了她的个人照片、绘画以及毕加索为她画的肖像。最近出版的一些新书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她是一位多么有趣、多么有造诣的人物。展览会负责人是巴塞罗纳批评家维多利亚·康巴莉娅（Victoria Combalia）。丰富的展览使我们有机会第一次评估多拉自己的艺术作品。
自1936年起，多拉与毕加索同居了近10年。但是，仅从毕加索的传记和艺术去观察多拉的生活和工作对她来说是不公正的。在遇见毕加索以前，她曾是一名专业摄影师，活跃在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内；在与他分手后，她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孜孜不倦地追求当一名职业画家。然而，尽管多拉在四、五十年代举办过个人画展，但她犹豫不决，不想引人注目，有关她过去的详细情况似乎快被淡忘了。她的晚年（直至她1997年八十九岁去世）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有时呆在她巴黎的画室中，有时住在毕加索为她在梅内贝斯购买的住宅里。直至1998-1999年间她住宅里的纪念品和艺术品拍卖后，她秘而不宣的许多生活细节才得以显露出来。
多拉·马尔专题研究最新成果中资料最丰富的当数即将出版的由阿根廷作家阿利西亚·杜昂·奥蒂兹（Alicia Dujoune Ortiz）撰写的书（用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出版）。她澄清了围绕多拉·马尔的许多神秘传说。对她的研究挖掘出许多关于马科维奇（Markouvich）（她家将Markouvitch改写成Markouvich, 以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视作犹太人）在阿根廷度过童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学以及十三岁岁后到巴黎求学的新资料。说起多拉与作家、艺术家们的关系，特别是她与毕加索之间的恋情，她的书极具原创性和权威性。
杜昂·奥蒂兹也谈及多拉对神秘主义的兴趣，尤其在晚年，当她笃信天主教，与超现实主义者往来密切时，情况更是如此。德国新闻记者塔尼娅·福斯特（Tania Forster）在她关于多拉·马尔的中篇论文中涉及了对多拉朋友们的采访，其中包括对巴尔蒂斯（Balthus）的采访。她恰如其分地对许多早先关于多拉·马尔与毕加索关系的报道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与上述两人的作品相比，著名超现实主义权威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的著作虽经隆重推出，但令人失望。尽管考斯对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包括对多拉·马尔自己创作的诗歌）有深刻的评述，但是她对多拉的摄影和绘画的分析并不令人信服（她说多拉表现手法之所以“粗劣”，原因在于她是左撇子。）；同样，她对毕加索作品的评论也难以令人信服①考斯掩饰多拉的背景，使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因为她并不知道某些文件的存在。比如，她推断如果多拉与毕加索的恋情并不是始于1936年8月中旬的巴黎南部，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毕加索为多拉·马尔所作的第一幅画，该画注明日期为8月1日？或者那张报纸（1936年7月8日），毕加索在上面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她的名字：“多拉，多拉，多拉·米娅？”再则，考斯书中标题图片的说明文字写得很差。特别不幸的是，考斯的出版商买断了多拉·马尔资料三年的图像权，并限制其他出版物进行转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康巴利娅信息丰富的清单，这份清单还没有在展览会外面销售过。
多拉·马尔的母亲是法国人；她的父亲是位克罗地亚出生的建筑师，他设计了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奥匈展馆。1907年，多拉出生在巴黎，名叫亨里埃塔·泰奥多拉·马尔科维奇（Henriette Theodora Markovitch）, 后来父亲到阿根廷去工作，她也随他到了那里。童年时，她喜欢别人叫她多拉，而不是亨里埃塔，后来将Markovitch 缩短成Maar。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她经常出现在巴黎的艺术场所, 当时, 其他有才华的年轻妇女也试图在男人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成为职业摄影师。在安德烈·洛特艺术学院（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她的同学，1937年这两位同窗好友的摄影作品出现在安德鲁·布勒东（Andre Breton）的《热恋》一书中）完成学业之后，多拉进入了巴黎市摄影学校，并从该校她获得了摄影技术证书，对于这一成就，她甚至在晚年还引以为荣。在早年认识的朋友中还有匈牙利摄影家布拉西娅（Brassia），多拉有时与她合用在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的一个暗房。像在她之前的李·米勒（Lee Miller）一样，多拉问曼·雷（Man Ray）她是否可以当他的助手（可是，她并没像米勒那样搬去与曼·雷同居），她被拒绝了。然而，曼·雷与多拉成了好朋友：她为他那些著名的过度感光照中的一张充当过模特儿，他的“光线摄影术"(在暗室中将实物直接曝光在相纸上)影响了日后她与毕加索一起创作的作品。①
1931年，多拉开始职业生涯，她先与青年设计师皮尔·凯飞合伙，皮尔的父母资助他在纳伊（Neuilly）他们家的花园里建立了一个摄影棚。据新闻记者雅克·康尼（Jacques Guenne）1934年10月在《活的艺术》一书中写道，凯飞“很聪明，他明白没有人比多拉更懂得如何使用灯光、屏幕以及各种神奇的小装置，他用这些东西丰富了他的宫殿。”她和凯飞一起完成商业项目，包括为“佩特罗·阿恩发油”制作广告，他们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如摄影蒙太奇，这在当时很典型。在某个广告上，倒下的“佩特罗·阿恩发油”瓶口中流出是飘逸的头发而不是发油。多拉的一些时尚照也包含超现实主义的成分——有一张照片上一个巨大闪光的星星取代了身着华丽夜礼服模特儿的头。在他有关多拉和凯飞的文章中，康尼注意到多拉有意识的、几乎是科学的手法，尤其注意到她为著名的金发模特阿西娅（阿西娅来自乌克兰）拍摄时那种聚精会神的工作方式。在一张照片上，阿西娅（她以美丽均匀的身材而著称）裸露身体但头戴面具，她摆出紧握上方悬挂着的圆圈的姿势——突出表现她裸露的乳房，似乎在表现某种常见的色情动作。多拉所拍摄的裸体照许多略带微妙的色情意味，并以“凯飞—多拉·马尔 ”的名义发表在《巴黎的秘密》、《费加罗画报》以及《美丽》等杂志上。
这次回顾展包括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凯飞-马商业作品，其中有时尚照、广告照以及许多多拉自己创作的作品。1934年春天，多拉独自一人去西班牙和英格兰旅行；在那里，她拍摄了加泰罗尼亚（Catalan）小渔村托萨以及巴塞罗纳和伦敦两座城市的街景。康巴利娅认为在西班牙和英格兰所拍摄的照片确立了多拉·马尔作为一名现代生活严肃摄影家的声誉，尤其是她所拍摄的街头顽童、乞丐和盲人。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照片表明多拉主要关心的是她摄影作品的艺术质量，而不是社会评论。当多拉在户外摄影时，她花时间考虑某个特定作品的各种不同要素，她并不过于关心捕捉瞬间或重要时刻，她关心的是创造一种强有力的、有内聚力的形象。比如，当她在拍摄儿童玩耍时，使她极感兴趣的是孩子们的脚踩出的图案；还有，当她在拍摄托萨景色时，她对人物渐渐消失在沙滩渔船的阴影之中感兴趣。
毕加索曾经说过，多拉·马尔的摄影使他想起基里科（de Chirico）的早期绘画，即经常表现“在摄影镜头和光线之间阴影过度中相当难以表现的”东西。她摄影作品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她对印刷字符的使用。宣传画或标识的碎片经常出现在综合作品之中，就像立体派的拼贴艺术作品那样——主要作为另一要素——尽管在某些作品中，比如，帝国日（1934年5月21日）游行队伍中英格兰珠母钮王的特写镜头，宣传画和商店门面也提供了地点和日期方面的信息。
1937年夏天回到巴黎之后，多拉在阿斯托格街的右侧建立了她自己的工作室，费用由她父母资助。她一直在那里独自生活到1942年。那时，她认识的大多数人与超现实主义者和左倾政治团体有联系；她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摄了像，其中包括哲学家兼评论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他的妻子女演员西尔维亚·梅克尔斯(Sylvia Makles)；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和他的妻子玛丽亚·本兹（Maria Benz），人称努什（Nusch）；画家杰奎琳·朗巴（Jacqueline Lamba）和安德烈·布勒东（娶朗巴为妻）；作家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evert）和雷内·克雷维尔（Rene Crevel），以及演员让—路易·巴劳尔特（Jean-Louis Barrault）。
1936年，多拉在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展出现已出名的照片《尤比的肖像》(Portrait of Ubu)，从而奠定了她用自己的能力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声誉。尽管这是一幅犰狳胎的照片，可是，多拉的尤比好像是某种源于巴塔耶“无定形”概念的东西，一种无确定或无法辨认界线的物质或形态，它无法解释的存在似乎来自无意识的世界，而不是来自自然的世界。她的摄影蒙太奇《阿斯托格街29号》（见第28页插图）表现了一个无定形的亨利·摩尔（Henry Moore）似的人物坐在被奇怪扭曲了的教堂内部，这幅画在“1937年伦敦超现实主义作品和诗歌展”上亮相，并被作家（兼未来的达达主义艺术史学家）乔治·休纳特（Georges Hugnet）选印在那年发行的二十一张超现实主义明信片中的一张上。布勒东也把多拉包括在一批著名女性之中，她们的名字出现在他综合商店的橱窗和巴黎塞纳大街的“超现实主义格拉蒂娃画廊”（GRADIVA里的D代表Dora）里，画廊在1937年对公众开放。
好几项有关多拉·马尔的新研究都集中在她与乔治·巴塔耶的关系上。乔治·巴塔耶以热衷于色情而著称，他用假名写了好几本淫秽小说，在超现实主义圈内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如多拉私人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那样，她低调处理与巴塔耶的关系，要想揭露他俩的恋情已被证明是困难的。据说，他们是在1933年极左派政治团体的一次弥撒聚会上相遇的（这种聚会持续的时间很短，在聚会举行期间，向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等开放），当时，巴塔耶与西尔维亚·梅克尔斯仍是夫妻关系（第二年他们分手了，梅克尔斯嫁给了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后来当多拉精神失常时，拉康医治了她）。据说，巴塔耶邀请多拉去他套房的地下室里，给她看他收集的色情杂志。很快，他们成了情人。
据说，美国作家詹姆斯·洛德（James Lord）（他关于多拉历史的大部分信息都基于多拉的道格拉斯·库柏（Douglas Cooper）的艺术收藏家和朋友对他所作的评论）认为，“当巴塔耶的情妇必然会接受性交秘术方面超常的辅导……（他）沉醉于色情，有意自然地违背道德规范，这诱发了一种伴随而来的本能的负罪感，一种对原罪的认可，的确，这就像欲望最初形成那样，对死亡的恐惧是性爱行为的终极刺激……很自然，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对一个还不满30岁的年轻妇女来说是一种相当令人头昏眼花的怪癖性交教育。”
然而，杜昂·奥蒂兹认为多拉与巴塔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几乎无法考证。巴塔耶本人从未将任何有关他俩的恋情诉诸文字，他只在其自传体小说《蓝天》中间接提到多拉·马尔，在这本书中她匿名出场，是一位名叫谢妮（Xenie）、“观点模糊不清的超现实主义姑娘”。
毕加索则不然，后来，他在他的绘画中记录了他与多拉之间充满激情的、有时是疯狂的性关系，最近展出的毕加索色情作品已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在那本称作为《骑马要素》的素描画册（1937年8月）中，毕加索在某些画页上将“邮差”描绘成一个高头大马似的东西骑在一个跪着的女人身上，而在另一些画页上，他画了多拉生殖器的后视图。毕加索也将一幅耶稣受难图（1938年8月21日）画成一种亵渎神灵的场景，图画表现了一个赤裸的女人向后弯曲，使她的生殖器朝上，似乎在把自己供奉给赤裸的基督。毕加索在遇见多拉时也许早就对她感兴趣，因为像巴黎的其他人一样，他对多拉与臭名昭著的巴塔耶之间的性生活想入非非。就多拉自己而言，她后来告诉毕加索的侄子雅维埃·维拉托（Javier Vilato），巴塔耶“对她的伤害最大”。6 但她从没说过是用何种方式伤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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