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美洲虎的微笑
作者：许志强 ［英］萨尔曼．拉什迪
“我个人的看法是，”阿姆里斯基答道，“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蹩脚的小说。他获诺贝尔奖不是出于文学上的原因。”
“说句实话，我本人也不是那么地喜欢它，”我说。
“而且它那部改编的电影简直就是糟糕透顶，”他接着又说。
“是这样的，”我说，“但是不管你对《日瓦戈》有何看法，它已经成了苏维埃审查制度的一个象征了，而且，话得说回来，你也很难真的说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资格获诺贝尔奖。”
阿姆里斯基又点头了，点了无数次。“对，我想这部小说很快就会出版的，”他说道，好像这不过是琐事一桩。“至于说他的诗歌，”他接着又说道，显得颇为通情达理，“我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奖金都颁给他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些作家呢？“我们犯了许多的错误，”他说，“涉及到我们很多伟大的作家：阿赫玛托娃(注：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国白银时代的伟大抒情诗人，著有《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安魂曲》等作品。)，布尔加科夫(注：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生前作品多遭查禁，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狗心》等均在作家去世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这些错误现在正在纠正。阿赫玛托娃的丈夫、诗人古米廖夫[注：尼·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著有《幽会》等作品。1921年8月涉及“反革命阴谋”事件在彼得格勒郊区被苏联当局处决。八十年代末平反，恢复名誉。]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一本诗集正在出版当中。”
我注意到，他并没有提及曼杰尔斯塔姆(注：奥西普·曼杰尔斯塔姆（1891-1938），俄国阿克梅派诗人兼理论家，著有《莫斯科之诗》，《沃罗涅日笔记》等作品。1938年被当局再度逮捕，遣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集中营，后因身体虚弱，诗人在该集中营去世。)，而发生在古米廖夫身上的所谓“错误”就是最终把他给处决了。这个用词看来很不恰当。
“对，”阿姆里斯基说，“是有一些错误。”我的某些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显然是被遗漏掉了。
“近些日子来，俄国文学患有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我提到，“绝大多数在苏联境外相当知名的作家在国内没人读，反过来也一样。对一个仍然呆在国内的作家来说，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的回答开始攻击起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他们已经不写文学作品了，他们变成了写时事政治的小册子作者。他们很平庸了。“就算你说得对，”我说，“事实上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讲到布罗茨基[注：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苏联流亡诗人，地下文学的代表，因写诗被苏联当局逮捕判刑，后被迫移居国外，加入美国籍，作品有《约瑟夫·布罗茨基诗选》、《言辞的片断》等，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注：西尼亚夫斯基（1924- ），苏联作家，著有记载斯大林专制下俄罗斯作家遭遇的回忆录《来自合唱团的一个声音》。]和沃伊诺维奇[注：沃伊诺维奇，苏联作家，与索尔仁尼琴齐名，后移居美国，著有《士兵乔恩金》、《2042年的莫斯科》等作品。]的时候——可就算是这样，平庸也不是用来查禁一个作家的理由。毕竟，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三流的作家在出书呢。”
“让我来跟你讲讲我对索尔仁尼琴的个人看法吧，”他说。“我不喜欢他最近写的那些东西。已经越写越糟了。而且他变得相当的右倾，相当的亲里根了，相当的小家子气了。”
我说，自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之后，我对他的许多声明也持批评的态度；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把那些东西跟他作为《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的地位分开来看的，是不是这样？“让我跟你讲讲我对《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的个人看法吧，”阿姆里斯基提议道。“你得要理解，我们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有着一种崇高的悲剧传统，在那里面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丑恶事物和丑恶行径，但最终总是会有净化，有灵魂的洗涤。但在索尔仁尼琴那里我们找不到净化。这就是我不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
我正想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缺乏净化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跟俄国的历史而不是跟他在艺术上的局限有关，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尼加拉瓜的两位作家已经听得一头雾水了。“苏联这个国家是有很多严重的问题，”马利欧·马丁内斯说道。“听到它是如何的在向以往的错误学习，这个很有意思。”
随后，有一名译员向我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什么是劳动营？”
“什么是劳动营？”我用诧异的语气模仿道。
“噢，我能明白你想说的那个意思了，”她说。“是类似于集中营那样的东西。不过，你真的是在说苏联有这种东西？”
“呃，”我磕磕巴巴了，“是这样。对。”
“但这怎么可能呢？”她显然是非常地难过。“苏联共和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帮助是那么的大。它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尼加拉瓜到处是一派无辜的天真。“革命”一词的浪漫性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它会对所有自诩为是革命的运动都照单全收。多纳尔多·阿尔塔米拉罗告诉我说，他深深地感觉到他跟临时性的组织IRA之间的那种团结一致。
卡林·东科维，他一声不吭，已经憋了整整一个晚上，现在开始说话了，像一台蒸汽压路机一样轰轰不停。他谈的是保加利亚的诗歌。“我们的传统是烈士诗人的传统，”他宣称道。“你知道我们作协的那个标志物吗？飞马佩加萨司的胸脯上有一个弹孔。保加利亚最成功的现代诗集是一部死难诗人的作品选集。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当诗人和人民共患难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会提高。”
马丁内斯和阿尔塔米拉罗对这番声明报以热烈的响应。尼加拉瓜显然是有它的同路人的。当地的烈士诗人的幽灵信步走进了ASTC自助餐厅，跟我们坐在一起。譬如说，莱昂纳尔·鲁戈马的幽灵。过去的日子里，在印度咖啡馆，他常常跟人讲起他那位住在马孔多的疯子叔叔的故事，后面有莫莫托姆博山作背景。他死时年仅二十岁。他相信革命就是“跟物种之间达成的交流”。
那是一种美妙的、浪漫的情感，我对鲁戈马的幽灵说。但是，国家的建设需要某种更乏味的东西：需要有能力做出区分，比如说，在PLO和IRA两者之间做出的判别。
我不知道尼加拉瓜的幽灵是否允许活人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死者的罗曼司，另一个方面是美国人的铁拳。这很容易变成一个圈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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