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库切，一位自传作者
作者：丁 峻 ［英］大卫．帕克
这孩子很特别，安妮阿姨这么对他母亲说，这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但是特殊在哪里呢？从来没有人说过。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老人摇头的姿态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单身老阿姨随口说说的话。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观察，甚至是有些不情愿的发现。而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敲打男孩的“脑壳”则是在隐隐地暗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孩可能在否认自己同老人的共同点，但在故事叙述者眼里，他们一样是两个人，也一样都会走向死亡。这一视角超越了此时此刻，对男孩的特殊的认识也因此显得格外意味深长。男孩的身上有一些必须被开发的天赋。
库切在最后几段保持了最后几个章节所特有的镇定平稳的风格。男孩万般不愿地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母亲要求搭安妮的灵车去镇上时，他感到非常尴尬，开车的是个苏格兰人，是男孩见过的汗毛最浓密的人，他对南非人，安妮阿姨这样的南非人根本一无所知。安妮当了四十年的中学老师，这个苏格兰男人对此发表了一句评论却让男孩十分震动：“那么她身后的确留下了有益的东西”，他说道，“教书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男孩一直以来的自以为是，偏见和吹毛求疵被这句话一一刺破，所有这一切都曾是他为那个消极的自我批上的外衣。这份震撼促动男孩意识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生活本身更宽广的视角—— 当然还有为他人服务者所拥有的生活的尊严。随着这些思绪的产生，男孩逐渐有了关于责任感的直觉，而全书也就在这种直觉中画上了句号：
“安妮阿姨的那些书都到哪去了？”当他再次和母亲独处时问道。他说是说那些书，但他实际上就是在问那本有着无数版本的《创世记》。
母亲没有回答，可能是不知道，也可能是不想说。从安妮在公寓里摔断髋骨，到她去医院，到她被送进史地克兰的老人院，到沃特梅得三号（疑为殡葬馆）也许除了安妮自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那些书，那些再也不会有人去读的书；而现在安妮正躺在雨中静静地等待人们腾出时间来安葬她。只有他还在那里思考。他怎么才能把这些想法都装在脑袋里呢，这些书，这些人，这些故事？如果他把这些全忘了，那么又有谁还会记得呢？
关于男孩和他阿姨的“特殊的联结”在男孩逐渐苏醒的自我意识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同时被看清的还有男孩“特殊”的天赋。男孩的天赋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责任就是要将他知道的一切牢牢记在心中：书，安妮阿姨，和其它种种最终将仅以记忆的形式存活在他的体内。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者其实是在反思他自己的天赋和责任，与男孩的一脉相承，且就在本书的创作中得到释放。对于自传作者来说，《童年》中提到的那些书，那些人，那些故事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因为他的存在而存在，其实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用巴克丁的话来说，他们组成了作者的“话语位置”，他在文本语言中的独一无二的位置。巴克丁认为这种独一无二的实现必然包含了一种责任的形式。库切对书、人和故事都是负责的，因为他记住了他们，他在叙述他们，为了他们而叙述。记住、讲述和描写，这些都是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的体现，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即对于自身的特殊之处进行定义和把握；同时这也是他在实现对那些书、那些人和故事所负有的责任。他们其实是一种责任。
库切在本书最后描写顿悟的部分想定义一个所谓“相关的”自传作者的新对话体式的身份，对作者来说正是这些其他的人、这些书和故事，使他最终得以实现对自我的把握。如果说在自传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故事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结束，那么很显然库切的结尾不同于乔伊斯及劳伦斯自传小说中经典的结尾模式。当男孩陷入孤独的遁逃，库切在他心里融入了一种与他人相连的直觉，正是这种直觉使男孩可以逃离孤独。如果说现代主义的模式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美学模式，那么《童年》中的美学最终是一种关系的美学。我用了最终这个词，因为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查尔斯·泰勒关于现代西方身份认同之兴起的论述（我对此是认真考虑过的），我们会发现至少一些追寻自由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发展线索是始终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线索始终存在于像《童年》这样的后浪漫主义西方自传作品之中。过去三十年的“关系的转折”是一种道德感的转变，必然带有美学的暗指。库切的作品就是如此，最后几章围绕成长过程中自我认识的重要性—— 既包括被他人认识也包括认识他人。但杰西卡·本杰明指出孩子，尤其是男孩需要完整经历的真正“区分”包括“自我和他人的相互作用，肯定与认识的平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这部现代自传中一种关系的美学和自由的美学共存也不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童年》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描写的是从令人窒息的乡村生活中出逃的经历，融入的却是西方关于追寻自由的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元素，同时又通过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上的道德责任感超越了描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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