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现实中与海涅笔下的哥廷根

作者：王滨滨

　　
　　
　　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三万。初到这里的人一定会被她的古典美所吸引，没有多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没有多少丑陋无比的工厂烟囱，小城处处古韵盎然，树绿花红。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留德十年》中写道：“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
　　
　　季老是1935年到哥廷根的，半个世纪后我到这里求学时，她风物依旧，只是没了用肥皂洗马路的老太太身影。
　　哥廷根以哥廷根大学而闻名，大学生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个名副其实的学术之都。哥廷根大学始建于1734年，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哥廷根虽“袖珍”，但似乎已成为自然学科的“麦加”，至今已有四十四人获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哥廷根大学以其浓厚的学术氛围及卓绝的师资力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前来求学，许多在这里生活、工作或学习过的人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人物，他们为城市的历史画廊抹上了重重的色彩。哥廷根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也许是个小站，但正是从这里出发，他们才走向了人生的颠峰：自然科学家如高斯，希尔伯特，普朗克；政治家如铁血宰相俾斯麦，奥地利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梅特涅，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人文学科中如歌德，洪堡兄弟，韦伯兄弟，格林兄弟，海涅，胡塞……哥廷根还与中国有了联系。当年为寻求真理，朱德来到了哥廷根，于是我们今天可以在普兰希大街3号看到这样一块纪念牌匾：“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十年后，为寻找科学，季羡林来到了哥廷根并获博士学位，为后来成为文化大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正像书本是一个女子的最佳美容品一样，文化底蕴是一个城市魅力最佳的增强剂。如今，随处可见的以名人命名的街道和名人住宅前的纪念牌匾，共同构成了一道绚烂多姿的文化风景线，使得小城的魅力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内外衬映，美得不俗。
　　哥廷根不仅仅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基地”，也是铸造知识分子不畏强暴、捍卫民主与自由精神的熔炉，锻造了像“哥廷根七君子”这样的民主斗士。
　　
　　我们知道格林兄弟只是源于他们脍炙人口的童话，一篇篇美丽的童话虽然让兄弟俩家喻户晓，却也掩盖了他们在其他领域里的辉煌。其实他们在其他领域也为人杰翘楚。哥哥雅科布·格林的《德语语法》把杂乱无章的德语整理得有规有矩，以此在德国语言史上竖起一座丰碑。此外他还是个法学家，与其他法学家不同的是，他要让虽神圣却枯燥无味的法学与惊风雨泣鬼魂的文学“联姻”，法中有诗，诗中有法，在《论法之诗》论文中他写道：“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像法律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我们有责任把它作为一项遗产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流传给后代。”正当他准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学术事业（为此他终身未娶）、大展宏图时，一个政治事件把他压倒了。汉诺威（哥廷根隶属汉诺威）国王于1837年废除了宪法。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激起了许多哥廷根教授的愤恨，格林兄弟俩也在其中。他们天生浪漫的秉性与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让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其他五个教授在抗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哥廷根教授的公职并被驱逐出公国。这就是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然而他们捍卫民主与自由的勇敢行为不仅为他们在全欧洲赢得了荣誉，也得到了哥廷根师生的鼎力支持。学生们纷纷转学，哥廷根大学逐渐跌入低谷，到1847-1848年的冬季学期，全校学生注册人数只有五百六十二人。
　　
　　说到哥廷根，就不能不说海涅。海涅1820年来哥廷根学习法律，可第二年就因决斗被学校除名，又因生活不检点而被开除学生社团。三年后，即1824年，他再次来到哥廷根继续学业。像当时许多大学生利用假期旅游一样，他于当年九月份从哥廷根出发，越过哈尔茨山，到魏玛拜访了歌德，十一月回到哥廷根。这两个月旅行结出的文化果实就名篇《哈尔茨山游记》。这部游记的结构比较松散，诗歌、报道、虚构的情节和梦境等交织在一起，用海涅自己的话说是块“七拼八凑的抹布制品”。游记中关于哥廷根的片断是精华，以至现在成了哥廷根日耳曼语学生喜爱的读物。
　　游记充满着对哥廷根人的嘲讽与谩骂，也有大学生式的幽默。海涅也承认哥廷根很美，但不屑一顾，他说：“城市本身很漂亮，可只有用脊背看她时才最喜欢她。”更绝的是他如此划分哥廷根的等级：“一般来说哥廷根的居民分为大学生，教授，市侩和牲口。”哥廷根教授的名次虽在学生后，可好歹还在牲口前呢，但他们因这句话而沾沾自喜可高兴得早了点，接下来的一句就让他们与牲口平起平坐了：“四个等级之间没什么严格的区别，牲口等级是最重要的。”接着海涅表达了对哥廷根市侩的厌恶：“哥廷根市侩的数目很大，像是沙粒，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像是海边的污泥，真的，每当我看见他们清晨面目污秽，拿着白色帐单，站在大学法庭的大门前时，我几乎不能理解，怎么上帝只会创造出这么多下贱的人。”
　　海涅的辛辣与幽默还表现在用词上。在文中他写道：“在这里历数所有大学生，所有正教授与放荡教授的名字离题太远，眼下所有大学生的名字我也没记住，而在教授中有些人甚至还没名字呢。”他在教授前用了个形容词“正式的”(ordentlich)，此词意为“正教授”。但这个形容词还有“干净的”，“正派的”，“体面的”之义，给这个词加个前缀un-，unordentlich意思是“不修边幅的”，“不干净的”或“放荡的”，它只能是“干净的”，“正派的”，“体面的”的反义词，而不与“正式的”这一义项相对（副教授用别的词），把两个词并用则是海涅式的讽刺与辛辣。就这样，海涅玩了一把文字游戏，贬了一通哥廷根教授。此外，字里行间也对陈腐的科学知识与学术论文的“洋八股”进行了嘲笑与讽刺，他假称有人说哥廷根女人脚大，他要对此予以反驳，于是虚构了下面的情节：
　　
　　“我甚至很久以来就考虑如何反驳这种认识，所以我听了比较解剖学，摘录了图书馆里极有限的著作，在文德大街上花好几个小时研究过路女人的脚，这个研究的结果将在知识丰富的论文中加以总结，论文中我要讲1）脚的概述，2）老人的脚，3）大象的脚，4）哥廷根女人的脚，5）对关于乌里希花园里这些脚的阐述进行总结，6）观察这些脚之间的联系，利用这个机会也详细论述小腿肚，膝盖等，最后7）如果我能找到这么大的纸，我还要附上几张铜版画作插图，描摹出哥廷根女人的脚。”
　　海涅不仅笼统地批判了知识体系，也具体地对法学专业的内容表示了反感，他写道：“罗马判例法用灰溜溜的蜘蛛网仿佛把我的思想罩住，我的心像是被夹在自私自利法律体系的铁一般条款之间。”
　　
　　也许有人不明白海涅为什么跟哥廷根过不去，他想用笔作“剑”和哥廷根也来场“决斗”报除名之“仇”？不是，诗人的心胸还不至于这么狭窄，更何况除名是几年前的事了。海涅对当时整个德国社会都不满，哥廷根不过是整个德国一个缩影罢了。海涅在许多作品中都对封建制度、教会和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进行了揭露与鞭挞，因而不断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不得不移居巴黎，可仍摆脱不了来自德国的精神“围剿”，议会曾决定禁止他的著作在德国发行。另外犀利和高超的讽刺始终是海涅的文风，二十年后写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不是还把德国三十六个诸侯国比作臭气熏天的粪坑嘛。但海涅的犀利与嘲讽是有对象的，面对落后的社会他才这样，而面对大自然和爱情，他的笔调完全换了一种，这时浪漫色彩与民歌气息就成了海涅诗歌的基调，所以他才能受到作曲家的青睐，据贡特·麦茨纳1989年出版的《音乐中的海涅》统计，为海涅诗歌谱的曲或改编加工的曲目多达一万多首。
　　
　　1825年海涅法学博士毕业后离开了哥廷根。第二年发表了《哈尔茨山游记》，海涅在世时《哈尔茨山游记》就再版了五次，而且很快被译成法文，且有不同的译本，可见当时它引起的轰动。当然有赞扬就有批评，众口一词毁誉的书或许还没人写出来呢。除了学术上的批评更有人对《哈尔茨山游记》不高兴，那就是哥廷根的教授们，游记出版后他们联合行动，使得这本书一度禁止在哥廷根和图书馆出现。但哥廷根城是不记仇的，挨骂着并纪念着。在海涅住过的三个地方都挂起了纪念牌匾，只是摘了挂，挂了摘，两处牌子于1906年丢失，另一处牌子1935年被摘下，当然不因其文，而因其人（作为犹太人）。1953年牌匾重又挂起，在市中心文德大街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