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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奈特之死和哈姆雷特之生
作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一
莎士比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角色的情感，挑动观众的情绪。他这方面的技艺几乎被公认为无出其右，但这种技艺的内在源泉却仍大多不为人知。在几个世纪以来纷扰不休的猜测中，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如何体现了他的情感生活，最热烈的反响要属《哈姆雷特》引起的，这一作品的素材曾被多次使用，创作目的也是为了公开演出，若不是这部剧本让读者和观众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认为它定然非比寻常地直接来自剧作家的内心世界——而剧作家有时的确没有把握好素材――要从中挖掘传记的成分似乎根本不可能。以下我将尝试从莎士比亚的痛苦经历来重评《哈姆雷特》，并概括出似乎是来自这一经历的一项长期审美韬略。
在1506年春或夏，莎士比亚听说他惟一的儿子，十一岁的哈姆奈特（Hamnet）患病。他当时正在伦敦或和同伴出行，最多不过间或收到来自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的消息，但夏季的某个时候他可能得知哈姆奈特病情恶化，他得抛开一切马上赶回家去。这位父亲刚到斯特拉特福时，那个孩子——事实上，自他出生以来，莎士比亚除了几次短暂的探亲外，就没管过他――也许已经夭折了。1596年8月11日，哈姆奈特葬于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牧师按照常规在安葬记录上登记：哈姆奈特·威廉·莎士比亚。
哈姆奈特死后的四年里，正如许多人所说，这位剧作家写出了几部他的作品中最为愉悦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和《皆大欢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事实无疑表明父亲的哀恸并不持久。然而那几年的剧作并非全然欢快，它们时而也反映出个人丧子的深刻体会。《约翰王》作于1596年，很可能当时那个孩子刚刚下葬。其中莎士比亚刻画了一位因丧子而癫狂到想要自杀的母亲。一旁的牧师见到此景，说她疯了，但她坚持说自己完全清醒：“我没有疯；我巴不得祈祷上天，让我真的疯了！”她说，让她产生自杀念头的不是疯狂，而是理智，因为正是理智才让她孩子的模样挥之不去。当她被指责为过度放纵，无法节哀时，她的回答简单而有说服力，在一片繁杂的情节里脱颖而出：
悲哀取代了不在我眼前的孩子，
躺在他的床上，随我徘徊左右，
装扮他的俊颜，复述他的语言，
提醒我他一切可爱的优点，
以他的形体，穿他脱下的衣袍。
(第三幕第四场，93－97行)
如果这些台词和哈姆奈特之死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没有理由相信儿子一下葬，莎士比亚就无动于衷地干他的活去了。如果说他儿子的死造成的震恸几年后才能完全宣泄在他的一件作品中，或者一次姓名的偶合勾起了他悲伤的回忆，那也并非难以置信。因为哈姆奈特和哈姆雷特其实是同一个名字，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早期的斯特拉特福德的记载中完全可以通用。
在1600年或前后写一部关于哈姆雷特的剧本可能不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主意。至少有一个讲述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剧本曾在英国舞台上演，此剧如今已失传，但在当时十分成功，曾被一些同时代的作家无意间提及，好像人人都观赏过或至少知道这出剧。莎士比亚必定看过那出更早的“哈姆雷特”剧，或许还看过很多次。他动笔写作新版悲剧时，有可能把它记在心里――或者记住了那些他想要记的部分。他当然也读过关于谋杀和复仇的丹麦传统故事，很可能还读过不止一种版本。至少，从他写的剧本判断，他曾仔细读过佛朗西斯·德·贝尔弗莱斯特（Francois de Belleforest）用法语写的故事，该作者的悲惨故事集的出版在十六世纪末是一桩大事。贝勒弗斯特的哈姆雷特故事是从一本丹麦的编年史中得来的，该书在十二世纪末由一位叫萨克梭(Saxo)的丹麦文法学家编辑成拉丁文。而萨克梭也是搜罗了之前几个世纪，或成文或口头相传的神话故事。
如果莎士比亚在1600年就逝世了，很难设想他的成就中缺失了什么，更难设想他在作品中正酝酿着什么。但是《哈姆雷特》清楚地表明莎士比亚一直在悄悄地锻炼他独特的艺术手法。这也许是个脉络清晰，持续发展的职业计划的成果，完全经过深思熟虑，也可能更为偶然和投机。但成就的取得总是渐行渐进，它不是一个突如其来，一蹴而就的发现，也不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发明，而是一套独树一帜，具有代表性的技艺逐渐精致完善的过程。在世纪之交，莎士比亚已胸有成竹地为划时代的突破做好了准备。他表现人物内在深度的手法已臻完善。
在戏剧中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件异常困难的事，因为观众的所见所闻总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陈词――角色之间的对白，间或旁白和独白，都是直接说给旁观者听的。当然剧作家可以假装观众是在无意间听到了一种内心独白，但是却很难让这种独白听起来不是“像在做戏”。作于1591年或1592年的《理查三世》轰轰烈烈，气势磅礴，卓越的主角也令人难忘，但是当那位主人公独自在深夜抒发心理活动时，他的话听着出奇地呆板做作：
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
恐惧的冷汗挂在我颤抖的肌肤上。
怕什么？怕我自己？并无旁人哪。
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
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
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吗？大有道理。
否则我要报复自己。怎么！自己报复自己？
呀！我爱我自己。为什么呢？为了我
曾经在自己身上做下的事吗？
啊，不！唉，我其实恨我自己，
因为干下可恨罪行的是我自己。
我是个罪犯。我说谎了，我不是罪犯。
（第五幕第五场，134－145行）
莎士比亚把他的历史材料戏剧化了，这段话说明理查因为感到异乎寻常的良心谴责，在死亡前夕无法安睡。尽管频频断句显得气韵生动，但这段刻画心理斗争的独白却太着痕迹，不够自然，就好像舞台上的角色心里赫然还有一个小舞台，上面正在上演“潘趣和朱迪”1的木偶戏。
大约三年后写的《理查二世》，里面有一段类似的话，从中可看出莎士比亚的技艺在蒸蒸日上。被堂兄弟波林勃洛克推翻和囚禁后，这位无可作为的国王在遇刺前审视自己的内心：
我正在研究如何才能比较，
我栖身的牢狱与这个世界；
可因为这世上人丁兴旺，
而此地唯有我一个生灵，
因此无法比较.但我仍愿推敲。
我要证明我的头脑是我的心灵之妻，
我的心灵是我的思想之父，这两者
产下了一代生生不息的思想。
（第五幕第五场，1－7行）
这两段话的差别主要和人物性格的不同有关：一个是酷戾的暴君，奋发图强又精力旺盛；另一个是无所作为的诗人，自我陶醉且自暴自弃。但从一个角色向另一个角色的转变本身意义重大，它标志着莎士比亚对内心世界的活动兴趣渐增。理查二世被囚禁在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他审视着自己的思维，奋力在牢狱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譬喻关联，可是他最终无路可走，于是迫使想象力来再做一番努力：“但我仍愿推敲。”正如他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个到处是人的世界和他孤寂的牢狱并无多少可比性，但是理查决定从他描述的头脑和心灵的联系中虚构出一群民众来。他推敲出来的是一个内在的剧场，类似于理查三世独白里的那个，但在复杂程度和精细程度上，特别是在自我意识上大大发展了。现在这个角色完全意识到他搭建了这样一个剧场，他嘲弄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所暗指的忧愤：
如此我一人扮演着许多角色，
没有一个能够满足。时而我是国王；
叛逆的奸谋使我希望我是一个乞丐，
于是我成了乞丐；可是迫人的穷困
劝诱我其实做国王的时日更为美妙，
于是我又变成了国王；可过一会儿
想到我已被波林勃洛克推翻了王位，
我就立刻化为乌有；可无论我是谁，
无论是我还是别人，只要是一个人，
在他没有彻底化为乌有前，
什么东西也不能让他满足。
（第五幕，第五场，31－41行）
理查把自己从王位上坠下来的戏个性化地描述为堕入乌有，并将身份失落的经历――“无论我是谁”――赋成精妙而绝望的诗行。
写于1595年的《理查二世》标志着剧作家在表现人物内在深度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四年后的《裘力斯·凯撒》显示莎士比亚并未满足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在暗暗地尝试新的技法。勃鲁托斯半夜徘徊在自己的果园时说道：
惟有让他死。就我而言
我自己对他并没有私怨，
只为大众谋利。他将要称王。
他的性格是否会因此改变是个问题；
蝮蛇现身于光天化日下，
所以行人得小心提防。让他称王？不！
（第二幕，第一场，10－15行）
和《理查二世》的狱中独白相比，同是吟诗般的冥想，这段话却远不及它流畅，没有它那么典雅，也不像它那样具有自我意识。但它却有惊人的新意：无疑带有实际想法的烙痕。理查虽说要推敲一下，但他说出来的话已是经过高度润色的；勃鲁托斯正好相反，当他抓住那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他的想法在犹豫不决的头脑中萌动，而他的话好像是从摇摆不定的想法中直接流淌出来的一样。民众想要加冕野心勃勃的恺撒，他该如何回应？在与恺撒的个人交情和为民谋利的决心之间，他该如何取舍？曾经为人民带来福利的恺撒一旦加冕，是否会转变本性而变得危险起来？“惟有让他死”，在毫无伏笔的情况下，观众被抛进了勃鲁托斯忧心忡忡的愁思里。无法得知他是在权衡一种立场，做出一个决定，还是在重复他人说过的话。他无需提到他想让谁去死，也不必说明――因为这已是他思考的一部分了――他是要去刺杀。
勃鲁托斯在自言自语，他的话是对大脑运作的速记，很有特色。“让他称王？不！”――若不是那一刻掠过说话人心头的幻影使他愤怒激动，这个感叹句简直是无法理解的。观众被到吸引到一种阴森的氛围中,直接观看一个举足轻重的决定的形成――刺杀恺撒――这个决定将改变世界。稍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勃鲁托斯为自己描述了意识的熔融状态，而他就处在这种状态中：
从计划一起危险的行动
直到行动开始，整个过程
就像重重幻影，又如恶梦，
精神与肉体的各个部分
正在彼此磋商，整个身心
就像个小王国，苦苦经受
叛乱突变的种种情状。
（第二幕第一场，63－69行）
1599年的这时候，莎士比亚是否刚刚开始考虑有可能创作这样一个悬疑不决的人物，在整出戏里都处于一个奇特的过程？勃鲁托斯并不是这样的人，在《裘力斯·凯撒》发展到一半时，他采取了危险的行动，杀死了他的良师益友――很可能还是他的父亲――而他这一举动的毁灭性后果在其余人的嘲弄中收场。
如果当时莎士比亚还没有立即领会，那么第二年他当然完全明白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物，而且已风靡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舞台，他可以把这个人物的生平塑造成一段悠长的幻影或可怕的梦魇。那个人物，那个内心经受叛乱突变的王子，就是哈姆雷特。
二、
即使在“哈姆雷特”所知最早的中世纪传奇里，这个故事也是从计划一起危险的行动――最初的冲动或打算――到开始行动之间的漫长经过。在文法学家萨克梭的讲述中，安姆雷斯（Amleth）之父霍温迪尔（Horwendil）（相当于莎士比亚的老国王哈姆雷特）被他善妒的弟弟冯（Feng）（相当于克劳狄斯）谋杀的事情并不是个秘密。谋杀者矫饰“弑兄正义论”，说霍温迪尔一直残忍地虐待他温柔的妻子格露莎（Gerutha）。事实上，无情无义的冯只是篡位夺妻而已。没有人准备对篡位者发起挑战。惟一有可能的是霍温迪尔的幼子安姆雷斯，因为在基督教之前的古老社会法则中，儿子有为父报仇的义务。
冯和别人一样懂得这条法则，因此他会赶快除掉那个未来的威胁自然也不在话下。假如那孩子不立即采取机灵的对策，他就死到临头了。为了能长大成人――活得足够长久才能复仇――安姆雷斯装疯卖傻以骗取叔叔相信自己不会对他造成威胁。他痴痴地坐在壁炉边，身上邋遢不堪，手里漫无目的地削着小棍子，把它们做成弯钩。老谋深算的冯多次派人(莎士比亚的奥菲利娅，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的前身)去刺探，想要得知他侄子貌似白痴的外表下是否藏着智慧的火花，但都被安姆雷斯聪明地躲过了。他避开陷阱，等待时机，制定了秘密的计划。装傻的安姆雷斯受尽屈辱和嘲笑，但最后终于烧死冯的所有追随者，并将他一剑刺死。他召集贵族，对他们解释自己如此作为的缘由，最后被群情激昂的人们奉为新国王。“他把如此诡谲的计谋隐藏了如此长久的时间，许多事情现在看来是令人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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