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在萨特的指引下

作者:邹东来




  大江健三郎当然不只是萨特的弟子,他只是秉承了萨特的精神,否则他就会遭到大多数翻译家的命运——哪怕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他会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坛上立足。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他还获得过一个不很有名的欧罗巴文学奖。这是一个欧洲文学的奖项,之所以颁给他,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个人体验与普遍性经验相结合的文体”,而他自己也很乐于承认这一点,在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里,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
  是的,他写了什么?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有意大利面、万宝龙的笔和外国的风景。他写的是日本。用存在主义的方式写日本,日本人,甚至只写故乡的山村和森林,写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偏居在某个角落的边缘人。甚至在文学的最小单位上,他也是很谨慎的。在一篇随笔里,他说:“一般来说,小说家不要创造从未有过的新词汇”。
  于是,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从“写什么”的角度来看,大江对于日本文学的拓展决非基于语言或是内容的最低层次之上。只是,存在主义的责任心和个人的遭遇让大江突破了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生死观与爱情观,甚至突破了叙述主体的外在表现。我们很少看见——就像我们很少在萨特的作品里看见一样——大江把一对一的爱情当成其叙述主线;我们也很少看见他对死亡的无原则的推崇与抬高。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他在文章一开始便这样写到“我”的一位朋友的死:
   这个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红色涂料涂了一头一脸,全身赤裸,肛门插上黄瓜,自缢身亡了。他的妻子参加一处持续到深夜的聚会,当她病兔一样疲弱地回到家里时,发现了她丈夫那怪异的尸体。
  死亡,更准确地说,是死亡之前的痛苦的生,总是在小说的开始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毫无保留地通过人物的目光破茧而出。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重要作品《燃烧的绿树》三部曲里同样如此。公馆里的“祖母”在小说的开头濒临死亡。在“我”——一个变性人——的目光中,我这样询问“祖母”即将面对的死亡:
  当祖母从这边前往那边的时候,是否也会在时间与空间互相渗透的地方,看见像捕捉飞掠过的虫子那样,嘴角衔着自己灵魂的那一张若无其事的面孔呢?
  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在死亡被耽搁的时刻突然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意味。但是大江与其它日本作家不同,他认识到神秘主义只是幻觉,在萨特指引下的大江健三郎虽然没有像萨特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却站在日本的土地上,在日本文化的包裹之中,试图用纯文学的方式解开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对立之谜。
  大江健三郎笔下的日本意象在死亡、“积极的同情心”、“性的人”与时空的命题之下构成了整体的隐喻与象征,因此也构成了现代小说经典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西方现代小说家传承下来的现代小说领域里,开辟出他所向往的"亚洲文学"的一片天地。
  如今的大江已经步入老年。而他的文学启蒙人萨特则迎来了一百岁的诞辰。在大江转过身去回望的一瞬间,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成长,我想,他应该也看到了走上这条道路时,萨特投掷在他身上的光环。让我们用大江自己非常喜爱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来结束这篇文章。
  你是自立的人,
  即便成了大人,
  也像这棵树一样,
  像你现在这样
  站得笔直地活着。
  树,哪怕在百年之后,也应该是站得笔直地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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