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萨特在《现代》杂志
作者：杰尔曼娜．索尔贝
他生气地走了，一句话也不说，没有给我加薪。
不久以后，别人不断加大我的工作量，薪水又那么低，我憋不住一肚子火，向他宣布：
“我已经被剥削得够了。有一天我会给自己开一张支票，数目很大的支票。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我关照您一声。”
“您还等什么？这样的支票您想开就开，您很清楚我是不会埋怨的。但我总该知道您要的是什么吧，我的钱还是我的尊重？”
这就是萨特。对暴君、剥削者和坏蛋，他会把他们剖腹挖心，对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个患难与共的女秘书，他会随手开支票，不过，他对为他扫清道路的人在庸俗物质生活中的小问题却视而不见。
像个巨大的影子
他的思想与行动越出了生活的常规。不像知识分子在思考问题，更像是火山喷发。他的力量难以形容，他的人可以消失，到国外去作巡回演讲或埋头著书立说，然而他的潜能并不因此消减。我们看到他在1960年那件轰动一时的让松组织案件中（官司中，已有人大肆揭露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酷刑），这场官司完全被他左右了，他像个巨大的影子，不过那时，他其实人在巴西！他的亲信朗兹曼、博斯特、贝佐都在现场；还有克洛德·福，他当时的秘书，都亲临第一线处理支持与威胁的来信。但只有萨特的名字能使法庭和群众颤栗。
或许是因为我们准会利用他的名字来做出行动，这使他有时过于轻易不出面？我为此很气愤，也很反感，那时在苏联有两位俄罗斯作家经过审判后流放，我不得不又一次首当其冲，面对激动的记者。
这两位作家得到了埃莱娜·佩尔蒂埃的暗中相助，把他们的手稿带到了法国，佩尔蒂埃是我一位女友的亲戚。他们因该项罪名受审。他们拒绝认罪，这使他们得到了最重的惩罚：在教养营关上五到七年。阿拉贡在《人道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地解释这场判决，他写道，法国人不能理解，但是在苏联这是正常的，把文本偷运出境那是一桩罪。人人都在等待萨特的反应。萨特是怎么想的，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声称：“我拒绝诺贝尔奖，我也会拒绝列宁奖，假使有人要发给我的话。”萨特还会在春天按照原计划到勃列日涅夫家去做客吗？但是，萨特这人到处找不到，我打电话给杂志的编委也没用。
“妈的，您叫我……”朗兹曼回答说，“就说您什么都不知道。萨特要回答他们自会看到。没必要打电话给我。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了，妈的！”
博斯特给我几乎一样的回答，只是更客气些。“就说您找不到他，您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完了。萨特肯定什么都不会做，现在这时候不会做。可什么也别说。您就是找不到他。”
勒内·索雷，《现代》杂志的戏剧评论家，他刚跟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吃过中饭，也没有多说，只不过海狸对苏联人的审判感到震惊，却说没有必要取消访问计划。
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又一次访问苏联，为了促进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而我这头母羊气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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