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不过是部电影
作者：夏洛特．钱德勒
在拍摄《敲诈》（Blackmail）时罗纳德·尼姆（Ronald Neame）是杰克·考克斯（Jack Cox）的摄影助理，他回忆起痛苦的拍摄过程：
“我和杰克，连同我们有干扰声的摄像机被关进了一个有大玻璃窗的隔音棚。隔音房建在轨道上，两个人就能推着它前后跑动。如果我们拍摄的全景超过了玻璃窗的宽度，他们还能左右转动它。除了我和杰克，隔音棚刚好还能容纳一只电热锅，让我们泡茶喝。”
“除非话筒搭在演员头上，否则就没法录音。而我们的弧光灯噪音特别大，只能换成白炽灯。可是白炽等的光线对于当时的慢速胶片（the slow film stock）不够亮。巨大的话筒投在墙上的厚重影子把杰克的灯效都破坏了。杰克让他们把话筒抬高，他们不干，因为那样做什么声音都录不到。他们还会抱怨我们的隔音棚噪音太大。有时候，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工作棚里，嘀咕一会儿。至于我们嘀咕些什么，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可是这些事从来不会令希区柯克困扰。他从不大喊大叫。他穿黑西装，白衬衫，打着黑领带，他似乎从来都不出汗。而我们其他人被关在工作棚里，早已大汗淋漓了。”
当时这部有声电影最难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安妮·翁得拉（Anny Ondra）的口音。为解决这个难题，希区柯克自创了早期的配音形式。他让琼·巴里（Jean Barry）给安妮配音。巴里拿着自己的话筒站在一边，她念台词的时候，安妮就用唇语表现出来。
“那时候希区喜欢工作到很晚，十一点之前是不会收工的。常常到半夜了，我们还在工作。晚八点，我们会休息一会儿，吃晚餐。希区、演员们，有时还有杰克·考克斯，会去一个叫‘犁’的酒吧，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美味晚餐。剩下的人则吃三明治和啤酒。”
“如果我们因为工作耽误了最后一班火车，有人会把我们送回家。司机会想出一条最佳路线，把四个住在不同方向的人送回家。无论我多晚回到公寓，第二天得八点准时到达拍摄场地。”
由于《敲诈》的成功，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奠定了他杰出英国导演的地位。
索姆·毛恩特当时是环球公司的经理，正处在上升阶段，公司任命他协助希区柯克拍摄《短夜》（The Short Night）。通过一年的合作，他发现希区柯克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
“我和希区柯克共进午餐，他得知我要去伦敦，他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写下姓名和号码。他说：‘到了伦敦，打电话给这位先生，那将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经历。’我说：‘太好了。谢谢你。’我把纸条放进口袋，去了伦敦。”
“我从酒店打电话给那位先生。他说：‘噢，是的。我想我们能在星期四一起吃午饭。’我说：‘好极了。’他说：‘这是地址。’”
“我对伦敦一点都不了解，我租了辆车，雇了个司机。我们上车启程，车子开啊开啊。最后，我问：‘我们要去哪儿？’他回答：‘你知道的——沃姆伍德灌木丛（the Wormwood Scrubs）,那座监狱。’”
“我到了监狱，典狱长是希区柯克先生的朋友。我们是在他办公室吃的午饭。他给我讲述犯罪头脑的本质。整顿午饭都在谈！”
“希区柯克先生的幽默感——令人难以置信。我上车回去工作。”
“仅此而已。因为沃姆伍德灌木丛是一处重要的布景，是希区柯克在《短夜》中最喜欢的布景之一。电影开头是监狱放风的镜头，那座监狱就是沃姆伍德灌木丛。”
“我喜欢读报，一天要读好多份。我会关注我周围的世界。希区柯克先生也爱看报。我走进房间，他会说：‘看了那则报导吗？那个十多岁的孩子用电动小圆锔把她的父母割碎了。她把尸体放在车里，然后开着车去参加舞会。’他喜欢这些变态行为，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和犯罪的本质，他能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一部电影。”
希区柯克自己回忆说：“我最享受和艾尔玛坐在一起，各看各的书。我们相互陪伴，各自看书，一小时甚至是几小时，我们可以不说一句话。但我知道她就在我身边，这叫我安心。我们不需要交谈。她常看小说，那些书能让我们拍成电影。我年轻时也常看小说，后来就看非小说类的书籍，特别是犯罪一类的。我一直看报，尤其看犯罪新闻，它们和小说差不多，甚至更好。有些虽然不能全用上，但主要内容还是精彩的。”
希区柯克的晚年
回顾自己的一生，希区柯克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年纪轻轻就能做我想做的事，而且干了一辈子。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完美伴侣。我们的女儿派特也很优秀。我的生活不需要任何改变，只是我无法阻止它走到终点。”
“时光飞逝。当初我还是个胖男孩，常去看电影。一眨眼，我已经在拍电影。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拍。我想继续拍。”
“这么多年来，我拍了很多电影。有些让我很自豪。但没有一部让我觉得丢脸。”
“电影是我的生命，但如果我不能再拍了，我也要活下去——和我的妻子活得一样长。她若病了我的日子会很难熬。”
“我们共度的日子像昨天那样近，也像明天那样远。”
“当时我在黑塔（Black Tower）的工作室里，电话铃响了。”希尔顿·格林（注：他曾和希区柯克合作过电视节目和专题片，是希区柯克相当佩服和喜欢的人。）回忆说：“是希区柯克先生的秘书打来的，听起来她快急疯了。她让我尽快到希区柯克先生的工作室去。我把领带放进口袋，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都要系领带，其他人也一样。她说：‘别为你的领带操心了。’”
“我赶到他的工作室，发现他躺在办公桌后面的地上。他摔倒了，爬不起来。他的秘书搬不动他。于是他躺在那儿等我去把他扶起来，因为他不想别人知道。他不愿别人看见他那个样子。我抱起他放到椅子上。我的心都碎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希区柯克都依赖于艾尔玛的建议和支持。而这一次，艾尔玛不在他身边。她病了，躺在家里。
希区柯克仍去他在环球电影公司的工作室工作。格林给我讲起他和希区柯克见面的那天，希区说他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那天他的秘书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室，她告诉我：‘希区柯克先生马上要见你。’”
“我来到他的工作室。他的秘书说：‘你最好进去。’”
“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他说，‘我想让你帮个忙。我想让你去见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注：被誉为好莱坞教父。）告诉他我的导演生涯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天。我无法理解。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不能再按我的意愿拍电影了。身体不允许了。’”
“我说：‘你一定行的。我们一起干。你知道的，你只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由我们来拍。’”
“他回答，‘不，这不是我拍电影的方式。’”
“卢·沃瑟曼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一听这个消息，他叫起来：‘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真是件伤心事。”
1979年5月8日，希区柯克关闭了他在环球电影公司的工作室。这意味着他向卢·沃瑟曼、向每个他认识的人、向所有认识他的人、向艾尔玛、尤其是向他自己承认了，希区柯克作为导演的生涯结束了。他说过，到他筋疲力尽之时，他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他的工作室相当于三辆有轨电车那么大，总是挤满了演职人员。后来，卢叫人把电视节目里那幅讽刺画画在工作室的一侧外墙上，大约有十二英尺高。那幅画成为唯一能表明那是希区柯克工作室的标志。希区柯克去世后，那幢房子至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年。现在房子被移了位，拆成几个不同的工作室。尽管房子被分成了几部分，分散在不同地方，但事实上，原来的建筑还是存在的，只是换了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