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巴黎的味道
作者：格特鲁德．斯泰因
关于阐释巴黎人良好的生活习惯，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在她的《法国巴黎》一书中写道，“法国不需要思想的进程，就是文明的，她相信她内在的文明。” 斯泰因出生在美国宾州亚拉尼，但是她的双亲痴迷于四处游走，于是年幼的格特鲁德在生命的头五年里游遍了欧洲。当整个家庭返回美国时，五岁的格特鲁德已经品尝过了巴黎，在那里入过学，说过法语。自然而然地，她会再回去。
她从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又去读了医学院，不过没有完成学位。她跟随兄弟李欧去了巴黎，在巴黎花街建了房子，与她的秘书和终生伴侣艾丽丝·B·托克拉斯共住。他们的家成了她所说的“失落的一代”作家和艺术家的沙龙。她写了很多书，但是大部分并不普及，因为她写的是实验散文。但是，当她出版《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包括资金方面。这是斯泰因运用传统散文的敏感所撰写的一篇文章。
法国巴黎兴奋而平静。
我初到巴黎时，才四岁，在那里说法语，在那里拍照，在那里上学，早餐喝汤，午餐吃羊腿和菠菜，我一直喜欢菠菜，喜欢一只黑猫跳上我母亲的背。这里头的兴奋胜于平静。我并不介意猫，但是我绝不喜欢他们跳上我的背。在法国，在巴黎，有许许多多的猫，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坐在蔬菜上或者呆在杂货间，留在家里或者出去溜达。只消想想那儿有多少只猫，他们竟然很少打架，这简直太不同寻常了。有两件事情，法国的动物是决计不会做的，猫不打架，不嚎叫，而小鸡不慌慌张张地横穿马路，倘使他们尝试着过马路，也会像法国人那样过的。
任何在巴黎驾车的人都必须明白这一点。所有离开人行道或者行走着的人都保持着一种特定的步调，这种步调一直是那样，没有什么能惊扰他们，没有什么能吓到他们，没有什么能让他们走快点儿或走慢点儿，即使是最暴力、最出乎意料的声响也不能让他们跳起来，或者改变他们的步调和方向。如果什么人在巴黎街头跳了起来，那一定是外国人。这就是平静与兴奋。
我在四岁到五岁之间，在巴黎呆了一年，然后回到了美国。除非发生别的事儿，孩子是很容易健忘的。
不久之后到了旧金山，那儿有较多的法国味儿。
毕竟每一个人，我是说，每一个写作的人为了表达他们的内心，都对深居内心的东西怀有兴趣。因此，作家必须要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他们所属，一个是他们所住。后者是罗曼蒂克的，它与他们相分离，它不是真实的，然而确实在那儿。
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而言，那个国家好像是意大利；对于十九世纪早期的美国人而言，那个国家似乎是西班牙；对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人而言，那个国家仿佛是英国，而对于十九世纪末的我这一代美国人而言，那个国家就像是法国。
当然，有些时候人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家似乎是另一个，最近的例子是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发现了美国，只有寥寥几个英国人喜欢，再例如，吉卜林发现了英国。总而言之，你需要自由进入的是另一个国家，并不是那个你真正属于的国家。
在旧金山，你很容易看得出，它应该是法国的。当然它很有可能是西班牙的或者中国的，的确，在旧金山，一个孩子真是能对西班牙和中国知之甚多，西班牙和中国令人熟悉而日常，法国却有意思。法国并不日常，它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它首先是出现在如此不同的书里，朱尔斯·凡尔纳和阿勒弗雷德·德·维尼。它还出现在我母亲的衣服上、手套上、海豹皮帽上、皮手笼和他们的盒子上。
那里面有巴黎的味道。
然后，过了好一阵子，很容易就淡忘了巴黎。
另一些让我记起巴黎的事情是亨利·亨利斯和莎拉·伯恩哈特、《滑铁卢战役全景图》和米勒的《男人与锄头》。
先说说《滑铁卢战役全景图》。
对于我们这些写作和绘画的人而言，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之一就是平淡之中见奇迹。它的确出现了。
我八岁的时候，《滑铁卢战役全景图》把它带来了。
它出自一位法国人之手，我揣想如果现在有那么一幅，我是说那些巨大的全景图中的一张，并不会是桩有意思的事情，你站在平台的中央，围绕你周围的每一面都是油画。你完全被油画笼罩着。
也就是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绘画和户外景象的区别。我意识到绘画总是一个平面，而户外景象永远不是，而且户外景象由空气组成，而绘画没有空气，空气被一个平面所替代，绘画里任何模仿空气的东西都是图解，而不是艺术。当我站在平台上，被油画围拢着的时候，我似乎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切。
接着是莎拉·伯恩哈特。
旧金山有许多法国人在那里，还有一家法国剧院，你自然而然地发现没有孩子在家里非常自在地说法语。一旦法国演员来到旧金山，他们总是会呆上好一阵子。
他们喜欢那儿，当然，无论演员呆在哪儿，总是要演戏，因此，顺理成章地，剧院里说大量的法语。
正是在那时，我非常自然地发现，法语是一种适合言说的语言，而英语是一种适合书写的语言。
在法国，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人写什么东西或者想要什么人知道什么事情，他们总是大声地念出来。如果用的语言是英语，他们自然会传递手稿，让别人自己去读，但是如果语言是法语，他们会非常自然地高声念出来。
法语是言说的语言，英语真的不是。
莎拉·伯恩哈特让我看到了法国女人纤细的手臂。在巴黎的时候，我从年轻的女店员和蒙马特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只是许多年以后，当那种穿着长裙的风格发生改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是多么结实的大腿配着那些纤细的手臂。法国能有那么好的士兵要归功于那些健壮的大腿。纤细的手臂和结实的大腿，如果你明白我说的意思，那就是平静与兴奋。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能以他们的方式踏自行车上山，踏板缓慢地一上再上，没有什么山是陡峭的，男人、女士和小孩，那结实的大腿和纤细的手臂。
在旧金山还有一件法国味儿的事，那就是亨利·亨利斯之家。那是他们的名字。
有一对父母亲，人称亨利先生和亨利女士，有五个孩子，最大的一个亨利·亨利演奏小提琴，我们常常下午去那儿，呆到吃晚饭，然后我们与亨利的孩子们跳舞，伴着小提琴的法国音乐。
我们总是赶去吃晚饭，有烤羊肉和他们叫做熟羊腿的东西，烹饪的方式跟我在巴黎上学时的一模一样，还有浇了一圈黄油的土豆，看上去很清爽，并不像美国人烧得那么黑。但是，最令人兴奋的还是刀和叉。刀打磨地非常尖锐，刀刃薄得像是一把头上稍微打弯的匕首，而叉子又是那么轻，你一用力，它就弯了。我要说，就我所知，这些刀和叉是最富激情的法国物什。
接下来就是米勒的《男人与锄头》。
直到看了米勒的《男人与锄头》，我才真正想要得到一幅画的照片。我在十二还是十三岁时，读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我的确对法国乡村是什么样有了些许感觉，但是，《男人和锄头》则截然不同，它把它阐释成土地而不是乡村，而法国对于我而言，一直以来都是那样的感觉。法国是土地、是泥土构成的。
当我设法弄到一张那幅画的照片，把它带回家时，我的大哥看到了，问那是什么，我说是米勒的《男人和锄头》。我大哥说，这是锄头的地狱。
但是，那就是法国乡村的方式，它的土地就象像那样，他们就是用那样的锄头以那样的方式劳作的。
所有这一切就是那时我所知道的法国巴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忘却了巴黎，忘却了法国。
然后，有一天，我在麻省剑桥的拉德克利夫学院上大学时，乘火车，邻座是一位法国人。我发现他是一位访问学者，便同他交谈。我们聊到美国大学女性。他说非常出色、非常有趣，但是，他认真地看着我，她们中没有人，现在你必须承认，她们中没有人能够感受到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所说的“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有时可以哭泣”。我那时还很年轻，但是我明白他所说的她们没有那种感受的意思。这件事和作为现实主义者对左拉有一定兴趣却并不像俄国现实主义者那么浓厚，这一切，直到结束医学院的学习，到法国巴黎定居之前，是巴黎之于我的所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