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年底这么忙，何苦偷人家的车
作者：村上春树
得得，这可糟了，我叹口气想。毕竟两个星期前我的宝贝自行车刚刚在哈佛广场给人偷走。用铁链绑在行道树的树干上来着，十五分钟后买完东西回来一看，自行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惟独铁链剩下。此前大学体育馆的贮物柜被人撬开，丢了打壁球用的运动鞋。要是连汽车也给偷了，那可真让人吃不消了。简直倒霉透顶。
三十分钟后一位年轻的高个子女警察到我家来了。比我高出半个脑袋，一头金发，长得酷似劳拉·邓恩(注：美国女电影演员。主演有《一个完美的世界》等。)。她的工作是填写被盗报告书。把车号、年代型号、颜色等必要事项轻描淡写地记在专用纸上，递过一张复写件，道一声“再联系”就往回走。一看就知这工作没多大刺激性，她本人也没表现出多少乐此不疲的样子。若是警匪片，年轻美丽的女警官势必同克林特·依斯特伍德或梅尔·吉布森（注：美国电影演员、导演。1956年生于纽约，1968年移居澳大利亚，1995年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搭档度过波澜万丈的人生，而现实中不可能那样。现实是更为现实性的。我问她“这一带经常丢车？”“哪里，没那回事，这附近很少听说丢车。说实话，我也有点吃惊。”她以一点也不吃惊的神情说，然后冷冰冰地道声“再见”，独自乘上警车扬长而去。
“这附近很少听说丢车”倒是真的，我提起这事，房东史蒂夫也大为惊讶：“怪了！这里不该发生那种事啊，奇怪！”往下就语塞了。住在前面一条街的另一个史蒂夫（他是搞电影的）也大为惊奇：“这种事简直无法置信。我在这里住了二十来年，从没听说谁家停的车给人偷走了。这实在是惊人的事情。”我住的地方虽说不是什么富人区，却也是像富人区那种与犯罪无缘的幽静平和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我停车才只上门锁，而没锁方向盘。
但是信也好不信也好，有先例也好没先例也好，惊奇也好同情也好，反正我丢车这一事实是无法消失的了。报警之后我必须做的下一件事是跟保险代理公司联系。但是，这家代理公司给我的感觉却是“哦？车丢了（※真是麻烦！）？那你打算……？”至于友好表示和同情心那些玩意儿连一星半点都没有。对方接过警察报告书的影印件扫了一眼，说了声“那好，跟保险公司联系”就算完事了（从我几次个人经历来说，汽车保险代理公司乃是美国可供人度过最不愉快时间的场所之一。所有的人都以一副不胜其烦的神情工作着，这同美国梦（注：指美国人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追求富裕、自由与成功等的梦想。）的破灭也许有某种关系）。但不管怎样，车找回之前每天最高十五美元的租车费是由保险补贴的，这个我晓得。这还算好。
我求熟人杰伊开车把我带到租车公司，租了一辆一天二十一美元的“福特·雅仕”（啧啧，有安全气囊，却没有副驾驶席的后视镜）。租车窗口的男子安慰说：“被盗车有百分之九十可能在三四天内找到。就是那帮所谓‘偷车兜风’的家伙，这些小子开着兜一阵子见汽油没了就扔掉。等一等肯定找到的。”
十二月八日。不出其所料，车四天后找到了：扔在波士顿郊外一个叫埃文的镇上。当地警察用电脑核对车号，确认车主是剑桥市费易艾特街汽车被盗的村上氏。打电话通知我的是剑桥警察署的警官。“呃——车看上去没有……哎，没有受什么损害。”那个警官兴味索然地说。“那就好。”我说。那还算好。
“那么，警察先生，我这就去那个埃文镇拿车，可以吗？”
“哦……没那么简单，村香先生。呃，对了，其实轮胎一个都没有了。”警官像是在抠鼻孔，然后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了一句。“还有，唔——，车轮也一个都没有了。引擎根本启动不了。所以，去也拿不回来的。”
那到底啥地方没受什么损害？而且我不是村香是村上，我在心里想道。不过说这个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乖乖道谢，有气无力地放下电话，然后跟常去修车的那家名叫“都市巧生活”（注： 原文为streetwise，意为“具有在都市环境中巧妙生活能力的”。）的汽车修理厂的鲍比（长相很像晚年——不，最近——的布赖恩·威尔逊（注：美国通俗音乐歌手，1942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联系，请他安排拖车把车从埃文运到他那里。
十二月九日。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内容没多大意思，对美国汽车保险的内情没兴趣的人请跳过这段往下看）。先去警察署请他们开具Recovery Report（发现证明书）。这个警察署又是个相当卡夫卡式的忧郁场所，写起来没完，这里不细说了。接下去径直赶到代理公司，提交Recovery Report。代理公司把Recovery Report用传真转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派专业鉴定人员来“都市巧生活” 汽车修理厂检查我的车况，开具保险金核定通知书，此后汽车才能开始修理。不，这还不算完。按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要对我进行三十分钟的电话问询。这是附带宣誓的录音问询，我的回答全部具有法律效力。负责问询的女性绝对算不上冷淡，但感冒极其严重，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外加鼻音，发声几乎不能听懂。这个又让我活活下了一次地狱。我的小说正处在最后定稿的紧张关头，本来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
然而，到时间过去了两个星期的现在，事态还是毫无进展。我的可怜的“大众·科拉德”依然四肢残缺地趴在修理厂。该由代理公司用传真发给保险公司的Recovery Report不知在什么地方忽然不翼而飞了。而保险公司人员不来检查汽车进行估算，修理厂想修也不敢下手。更有甚者，那个眉头紧锁爱理不理的代理公司女士向我冷冷地宣布：“寸上先生，以车找到之日为限，租车费不再补贴，以后自己负责！”我抗议说：“可一个车轮都没有的嘛！再说都是因为你弄丢了Recovery Report，修也修不了！”况且我不是寸上是村上。可是抗议没被理睬，所以我一直自付租车费。
但问题是我也不晓得丢一辆车会带来如此不胜其烦的结果。必须时不时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必须跑警察署和修理厂，必须找政府部门和学校总务科更换停车许可证，我被来回折腾，或吃闭门羹或遭人白眼，时间白白流失，神经越来越累。毕竟身在外国，要讲外国话，想发脾气也发不好，这点尤其难受。我虽然想摆出一副“噢，原来人世间这么麻烦吗？吃一堑长一智啊”的处变不惊的架势来，但实际上怎么也做不到这样子。无谓的消耗！给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日本如何，朋友笑话我说“在日本不至于丢车的”。不过用钉子划车门、给车胎放炮那样的恶作剧可是不少。半斤八两，大家彼此小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