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并非“艺妓”，亦非“艺伎”
作者：董炳月
书籍首先是出版物，是印刷品。作为出版物，《艺伎回忆录》显然上了一个档次。开本比旧版的大了一些，纸张质量更高，正文前面还附有章子怡、杨紫琼、巩俐等影星联袂主演的同名电影的彩色剧照。尤其是封面设计，用的是章子怡扮演的艺妓小百合的面部特写：粉白的脸，鲜红的嘴唇，衬着漆黑的背景。黑、白、红三种颜色的对比效果被发挥到了极致，视觉冲击力很强。不仅如此，粉白的脸更符合着妆艺妓的真实面貌，与日本能乐、歌舞伎的脸谱保持着文化上的一致性，灰眼睛也符合小说本身对小百合眼睛的描写。作为印刷品，《艺伎回忆录》的制作显然更成功。即使不把它作为阅读对象，而仅仅作为欣赏对象，它也是有魅力的。相形之下，《一个艺妓的回忆》的封面设计则比较一般化——封面上那个身着和服、坐在榻榻米上的女性可以是任何一位日本女性，未必是艺妓。说到译文的质量，《艺伎回忆录》也更为成熟。旧版中的一些误译（明显的例如把“京都”译为“东京”、把“瓷土”译为“中国粘土”）得到了修正，语言也更熟练、精致。
上面这番话似乎有褒新译本而贬旧译本之嫌，其实不然。新译本有旧译本作为参考，如果不比旧译本好才是异常的。应当指出，新译本亦非完美无缺。也许是刻意与旧译本有所区别，新译本的某些译语反而有“退步”之嫌。小百合姐姐的名字旧译本中译为“夏子”，而新译本中译为“佐津”。其实朴素的“夏子”之名与渔家女的身份更相称，而“佐津”为日本姓氏之一，不像名字。在祗园与初桃明争暗斗的另一位著名艺妓的名字旧译本译为“真美羽”，很符合这位艺妓的地位与身份，而新译本译为“豆叶”，过于“乡土气息”，可能会使读者联想起张艺谋导演的一部影片中的女主人公菊豆。新译本人名的翻译也许是受了原作日译本的影响，但日译本毕竟也只是“译本”而已。此外，日语汉字的“三味线”即三弦，“足袋”即袜子，而新译本直接写作“三味线”、“足袋”。此类译法也许是为了丰富汉语的词汇，让读者在陌生感中获得新的审美体验，但也易于造成误解。
最值得注意的是书名中的“geisha”一词的翻译。旧译本译作“艺妓”，而新译本译作“艺伎”。这个差异涉及到了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据说，新译本改“妓”为“伎”是因为“艺妓卖艺又卖身”而“艺伎卖艺不卖身”，但这个解释不足以构成改“妓”为“伎”的理由，因为《艺伎回忆录》中的小百合等人并非不卖身，只是卖得认真、优雅些罢了。甚至真美羽、小百合等人的初夜权都是被拍卖的。从是否卖身的角度考虑“geisha”一词的译语，实质是在道德层面上将“艺伎”置于“艺妓”之上，似乎“人”字旁的“伎”高于“女”字旁的“妓”。此中潜藏着性别歧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努力在日本艺妓文化的实际形态面前无效。岩波书店版的《广辞苑》（1991年第四版）中有“艺妓”而无“艺伎”，在日本的文化环境中“艺妓”一词并无太多的负面因素。在《艺伎回忆录》中，小百合的发现者田中先生甚至将艺妓称作“伟大的艺术家”。
确实，在日本艺妓是“伟大的艺术家”。因此，与“geisha”这个日语发音对应的日语汉字词汇既不是“艺妓”，也不是“艺伎”，而是“艺者”。“艺者”与日语汉字词汇中的“革命者”、“文学者”、“儒者”等词在“者”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即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专长、观念的人。“艺者”一词在指称艺妓的同时指称多才多艺的人，意味着艺妓就是艺术化的、多才多艺的妓女。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性道德、性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从对待“艺妓”一词的态度中即可见一斑。中国古圣贤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但此种精神在中国并没有被均衡地贯彻到生活实践中去，以至于“饮食”光明正大而“男女”曲折隐晦，连“艺妓”也要改成“艺伎”。日本人则不同，他们将“男女”（色）发扬光大，创造出优雅绚丽的艺妓文化，甚至走火入魔，将向海外派遣“南洋姐”（妓女）作为掠夺殖民地财富、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并且创造了军队中的“慰安妇”制度。
《艺伎回忆录》的不同译本在中国相继出版，同名电影也即将在中国上映，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应当导致文化观念（包括对身体的观念）的改变。比起该作品展示的艺妓生活实态以及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图景，该作品折射出的中日文化差异更值得注意。就电影而言，艺妓文化是通过美国编导与中国演员展示出来的，此中包含的文化关系更为多元，已非仅限于中日两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