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深紫色的焦虑

作者:张 秋




  《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将神秘和感性的魅力推向了极致。影片表达了人的孤独——孤独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人物典型的存在状态,同时也表达了他悉心追求和向往的孤独者之间灵魂的感应和沟通。排除其中的神秘元素,两个维罗尼卡的故事,其实就是孤独者的形影相吊,是个体自己与自己心灵的对话,是一种生命的内省,是对和自己惺惺相惜的另一个灵魂的守望。基耶斯洛夫斯基用这部影片,为每一个孤独者造影,让我们相信有另一个我的存在,有另一个我的陪伴,我们的生命并不孤单。影片中还隐含着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祖国的深情回望。从这部影片开始,他的事业重心从波兰转向法国,他说:“我对波兰的爱跟老夫老妻有点像,两口子彼此都很了解,也有点厌烦对方,但只要其中一个人去世了,另一个也随之而去。”他和祖国波兰也构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双重生命”。
  
  政治·人性
  
  考察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无法避开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萨特就曾对“个体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以及以“集体的自由”遮蔽个体的自由,表达过他的“厌恶”。基耶斯洛夫斯基拍过十几年的纪录片,捕捉“人们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为了更加接近“人类目标”,接近人的眼泪和痛苦,他转而拍摄故事片。除了少数影片是接受委托拍摄,或是在剪辑上屈服于一定的压力之外,他自言从来没有越过自己内心罗盘的界限,正因如此,他的许多影片被搁置了五年、七年或十年,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上映。
  他的头五部故事片《伤痕》、《影迷》、《机遇之歌》、《短暂的工作日》、《永无止境》,均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后来他对政治感到失望和厌倦,认为自己犯的一个错误,是太晚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这种革命的年代”,必须尽可能远离政治,所以他在拍摄《十诫》时决定“撇开政治”,而是试图重新寻找被政治所破坏的基本价值,他还表明他的“蓝、白、红”三部曲同样与政治无关。他走向了人性、人道的主题。
  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尼采说过:“舆论的压迫愈是沉重,自由愈是受到迫害,哲学的尊严就愈是提高。”他还说过:“哲学,如同我从来所理解和体验的,乃是自愿引退于高峰和冰谷,探求存在中一切新奇、可疑、历来被伦理严格禁止的问题,”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被称为思想家的原因。
  《圣经》中的“十诫”,和法国国旗中蓝白红三色的象征意义,这些宏大的主题被他作为一个母本,置入现代的、私人化的语境,并且加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诠释和演绎,他要看看十诫的信条以及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在今天,“在个人的人性、隐私层面上”能有什么作用。
  《十诫》集中地、大面积地呈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是他对个体生命中伤痕累累的现代伦理困境的一次大检阅。他以虚构的方式,为每一个违反“十诫”的人编织了最充分、当然也是最值得人同情和宽恕的理由,将普通人无可逃避的伦理困境人为地极端化、绝对化,将它们统统打成死结,造成悖论,从而对观众的思考构成一种强迫。从《十诫》中,我们看到的是古老戒律的普遍失守,它照出了世间普遍而深重的罪恶,正是在这道德伦理的千疮百孔之中,寓示了救赎之迫切,重建秩序、归属以及信仰之迫切。
  《十诫》中最具锋芒的代表作是《杀诫》,基耶斯洛夫斯基从人道立场出发,对一个情节简单、从法律上无可置疑的杀人案,从个体性情和伦理的角度去加以挖掘,并倾注了自己对死刑这一人道主义终极困境的思考和质疑。法律不关心犯罪个体的人性原因,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说:“电影中有两个谋杀的场面:那个男孩用了约七分钟时间谋杀出租车司机,而法律则用了五分钟将这个男孩处死。”前者完全随机,而后者则高度仪式化。他从影片中提出了和哲学家舍斯托夫同样的问题:难道法则、法律的论证,比苦难的眼泪和绝望的深渊更为重要吗?
  
  对立·救赎
  
  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三色”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和人类的行为、本性是对立的,“当你在实际中真正涉及到它们,你甚至不知道怎样带着这样的观念生活”,于是他的疑惑和焦虑也就随之而生:它们是否有名无实?正如他的《十诫》表现的恰恰是不戒、破戒,而“蓝、白、红”三部曲表现的也恰恰是个体的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然而这种对立本身并非他所表现的主题,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从中探讨的是回归十诫、回归三大精神的希冀和可能,是信仰的恢复和重建。他所有的主题,最终都指向了救赎。
  《蓝》揭示内在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个体为了获得这种自由,常常需要忍耐和包容,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再大,相比获得的自由来说,它都是值得的;《白》揭示了爱情中平等的脆弱和荒谬。基耶斯洛夫斯基说,人们都想要平等,这绝对不是真的,他认为每个人不是真的想要平等,而是想要更平等。平等无法脱离其前提,它也决不是爱的核心和真谛,当爱被平等或“更平等”所遮蔽时,人们就会离爱越来越远;《红》的主题虽然是博爱,但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印证“爱怎么可能”这样悲观、沉重的反向主题,而最终基耶斯洛夫斯基还是给了爱情一线宝贵的希望:老法官虽然生不逢时,爱而不得所爱,但重要的是他恢复了爱的信念和能力,覆盖在他灵魂上的那一抹温暖的红,已经足够安慰和支撑他孤独的余生。影片结尾中的海难,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基耶斯洛夫斯基让《蓝》和《白》中两对相爱的男女主人公,都意外地出现在幸存者的行列,最后是本片中老法官的“年轻版”奥古斯特和瓦伦汀,其中包含着对他们爱情未来的一个强烈暗示。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这个刻意安排的、令人惊喜的结尾中,除了对他标志性的偶遇元素来一个总汇合,更重要的是以其隐含的救赎,作为他“蓝、白、红”三部曲的一个收官。在他的影片中,偶然几乎总是带有某种灾难性,将人物引向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深渊,而这一次,基耶斯洛夫斯基将偶然性和悲剧脱了钩。
  
  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个从小随父母颠沛流离,穷得连电影票都买不起的孩子,一个小时候只能爬到电影院的屋顶,透过通风孔看电影的孩子(仅能窥视到银幕的一角,并隐约听到一点含糊不清的声音),他考了三次才被电影学校录取,母亲站在倾盆大雨中,脸上的雨水混合着为他落榜而掉下的伤心眼泪,激发了他向母亲证明自己的决心。他就是这样成长为一名感动了全世界的电影大师,他的电影成了我们心灵的天堂。自从他那颗充满焦虑和疲惫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我们就此孤单了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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