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鬼故事”里的童话世界
作者：陈 曦
一 小泉八云——用生命解释日本的欧洲人
作者小泉八云原名Lafcadio Hearn，中文译作拉甫卡迪沃·赫恩。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为希腊人。一个高鼻梁白皮肤的西方人，漂泊的脚步偶然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只因对那里事物的热爱，入了日本国籍，从妻姓小泉，并认认真真地研究起了异国文化。无论是这本以日本民间传说为原型的《怪谈》，还是被评作小泉最有力量的杰作《心》，还是已然成为研究大和民族的标本式著作《日本与日本人》，甚而《日本人的微笑》、《陌生日本的一瞥》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出小泉对日本的喜爱之深，深到近乎于溺爱了。作这种研究和创作不仅需要对异国文化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更需要一种作为文人学者的洞察力和敏锐性。如果说写一篇客观而独到的异国文化论对作家来说是套高难度动作的话，那么用外文写一国的神奇传说则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吧。试想，若蒲松龄本是位叫麦克的美国人，《聊斋志异》原是英文版本，中国人会作何感想？或许，在日本人眼中，小泉八云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
小泉出生于希腊，两岁时随父母回到英国，六岁时因父母离异而被父亲的姑母收养。不久后姑母破产，小泉被送往法国学习，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法文基础。19岁他搭乘移民船只身远渡美国，开始了一生漫长的漂泊。在美国的20年中，他经历了最为孤独困苦的青年时光。而阅读成为了他艰难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与支柱。他刻苦钻研，博览群书，从印刷厂的学徒一步步做到了报社的记者。在作记者时小泉开始了文学创作，同时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法语能力翻译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戈蒂耶怪奇小说集》，《异文学遗闻》，《中国灵异谈》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37岁时，小泉离开美国去了西印度。两年后，40岁的他再次离开，这是他漂泊生涯中最后一次启程，终点站是日本。
有人说，父亲身上的吉普赛血统决定了他身上江湖艺人的气质。也有人说,少年时的孤苦经历使他习惯了流浪的状态。不管怎样，结果是这位漂泊不定的欧洲人在日本找到了他的梦想与价值。
1890年的日本，已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大变革，欧洲的近代文明慢慢地被引进和传播进来，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彼时的小泉正在岛根县松江市的一所学校里担任英文教师，因松江地处偏僻，欧化的风潮尚未波及，使得他切身地感受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和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那里的文明是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他被这新鲜的空气深深地吸引住了，然后决定扎根于此。正如他在《日本与日本人》中所说的：“我自己对于日本的最初印象——在春光明媚中所看见的日本——不消说也是和一般人的经验大概相同的。我特别记得的是目睹之后的惊奇与欢喜，惊奇与欢喜是永不会消失的：就是现在，我已经在此做客14年了，一遇着什么机会，它们还将时常重新活动起来。”
伊藤整在《外国人文集》（《日本现代文学全集15》）中有这样一段话：“小泉八云的母亲是一位瘦小的，黑发的希腊人。他在美国经历了一段悲伤的恋情。受伤的他在来到日本后，从日本女性身上看到了小时便离他而去的母亲的影子。小泉在来到日本之前，曾在南美洲北部的一座法属小岛上住过一段。他喜爱哪里。岛上的居民以黑人居多，同时还有一部分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相当数量的黄种人。小泉的血液中奔流着的旅行的冲动正是他想逃出白人文明的体现。但是，他不停漂泊的脚步或许正是为了寻找心中与母亲相近的女子。这是梦想逃离白人世界的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然而，不管怎样，小泉融入了日本社会并在日本找到了创作源泉，他在受逃离欧洲的冲动支配的同时被日本这块土地深深地吸引着。与其说只有拥有小泉这样经历的人才能把握住日本的本质，倒不如说，他们已将日本当作了自己的家，他们已经与日本密不可分了。”
二 “再话文学”的杰作
《怪谈》辑录了39个神怪故事，其中大多以日本的民间传说为原型，如《雪女》等文，与传说相比，情节上并无甚差异。但更多的像《青柳》等篇则可明显地看出小泉为使故事更易于为大众接受而费的苦心。小泉对这些传说故事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再创作，著成了一篇篇结构浑然，文笔优美，意蕴深厚的短文。
不管从体裁还是结构来看，《怪谈》与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都极其相似。不同的是，《怪谈》里的鬼怪又具有浓厚的日本特色。如富士山下的樱花，日本海里的鲤鱼，龙宫里的鲛人等等。这些是在其他国家的传奇中很难找到的。
《聊斋》的评论者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所说“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读《怪谈》亦然。
39篇文章，39个鬼怪，不以记述传闻的异事为目的，更不标榜“实录”，而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借神奇故事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阐明人生哲理。
如《青柳》一文，讲述的是一名年轻武士与心爱的女子结成连理却无法相伴到老的爱情悲剧。这对年轻人虽心心相印，情深意重，但真正走到一起却需要跨越重重障碍并经历各种磨难。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武士若没有回去向主君复命，未事先得到主君的准许，是不能擅自结婚的。”这句话无疑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时代，日本的年轻人正如文中的年轻武士一样，婚姻须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泉借鬼怪给了压迫人性的封建思想重重一击。
用“再话”形式写就的文章虽以语言简洁，节奏紧凑取胜，但往往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很难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这对作家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更何况，写鬼本就难于写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就曾说过：“按实肖像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而小泉不仅向我们娓娓道来了39个各具特色的神怪故事，篇篇生动有趣不落窠臼，还将这些故事同日本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使作品不仅具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性同时也具有了隽永深刻的文学性。
三 于花狐鬼怪中看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1 都源自有怨恨，故化作幽灵生
我国的志怪小说，大多数鬼怪与人是处于互相独立、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的。这其中既有善良可爱之鬼，也有邪恶可憎之鬼。如蒲松龄笔下的狐，大多和易可亲。而日本的鬼怪则大致分为妖怪和幽灵两类。其中妖怪与中国所谓的鬼相似，他们不依存于人类，不受人的爱恨感情所影响。用周作人的话来解释就是：“它必定蹲在一定的地方，你如若走到那里去就得碰上它，不管你和它有没有恩怨。” （周作人《鬼念佛》）。
而《怪谈》中描述的则大部分是幽灵。这幽灵又有生者的生灵和死者的死灵之分。幽灵多因怨恨而生，当生者心中的怨恨累积到无法排解时，生灵便悄然诞生，以实现其心中所想。如《生灵》一篇，人缘极佳的二掌柜因风头盖过了老板的宝贝儿子而招致了老板娘的嫉恨，被她怨恨的生灵折磨得痛苦不堪。这有点像我们古时的诅咒术，痛恨某人时往往用布做个与之相似的人偶，然后在人偶身上写上咒语，并插满细针。遭到诅咒的人往往会在几天内出现不测，轻则大病一场重则可能丧命。这类情节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从《红楼梦》里赵姨娘诅咒宝玉和王熙凤，到《妻妾成群》里丫鬟雁儿诅咒四少奶奶颂莲……在愚昧落后的封建时代里，不同文化在对宿命对灵魂的迷信上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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