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如果我喜欢那里，当初就不会离开……”
作者：麦克·缪肖
“不是这里。”我可不想让他觉得我要入侵他的领地。
“是关于摩洛哥南部的一起越狱。”
“马拉喀什？”他在两口烟的间歇问道。他的外套、领结和V字领与他摊在地毯上翘着二郎腿、呼着大麻烟的景致颇不协调，令人捧腹。
“不，”我说：“是在阿特拉斯的另一头。”鲍尔斯呢喃低语道：“我明白了，”然后视线停滞于我肩头上方，仿佛在想像书的情形。“一名男子追寻人生，却邂逅了死亡。”
听上去更像是他的故事，而不是我的。我尝试着纠正他，但又一匙大麻送入了我的嘴里。
穆拉贝特说：“在摩洛哥，可千万别对其他人提及这个故事。光是说说‘越狱’，就会惹祸上身。”
“我可是在构思一本书，”我说，“又不是谋划一起越狱。”
“这里的警察对文学全无概念。他们可分辨不出二者有何差异。”
我提到希望参观一下摩洛哥的监狱，穆拉贝特咯咯笑了。“和你的老公吻别吧！”他对琳达说，“你会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见不着他了。”
在大麻的麻醉下，我觉得他的警告只是一派胡言。但鲍尔斯说：“最好还是听穆拉贝特的吧，他清楚‘监狱’是怎么回事儿。”
穆拉贝特把手举到离地一英尺高的地方，“在我还是个这么大的孩子时，就在很多所监狱中呆过。”“因为我流浪街头，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这儿的监狱脏、乱、差。单是里头的食物就能叫你作呕。”
随着话题渐渐贴近“危险”和“疾病”，鲍尔斯提醒我们，摩洛哥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从他对孩提时代的描述来看，他的父亲曾企图弄死他，把他剥得赤条条的装在篮子里，弃置在冰天雪地的户外，随他自生自灭。无论是真是假，这一事件似乎让他处于一种偏执状态，老疑心自己身染疾患。他饶有兴趣地描述着他在撒哈拉、中美洲、锡兰接触过的疾病。“你有医保吗？”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们有。突然，我的牙齿开始发麻，脸部变得僵硬。
“好！”鲍尔斯说“无论去哪里，务必带好你的保险卡。开车时要把它放在别人能够看到的挡风玻璃上。否则一旦有意外发生，你不省人世，医生在无法确证他们能否得到诊金的情况下，就会不顾你的死活，拂袖而去。”
虽然他所说的事关人命，但他的声音可能由于大麻的作用，低沉而冷漠。又抑或是大麻麻痹了我的听觉？他继续嗡嗡地说着，提醒我要在驾车时保持警觉。即便在市里，摩洛哥人总是喜欢走在马路当中。在郊区，到了晚上，当地人时常摊身摊手地睡在柏油路上来取暖。如果稍事大意，就会沦为杀人凶手。而受害人的亲友们将会群起而攻之。轻则花钱买个私了；重则不免身陷囹圄数月，等待法院审断。万一面临严重冲突时，他的建议是奔赴最近的机场，逃离这个国家。
我原本从其作品推断，他会鼓动我冒险一搏，逃至绝壁，纵身跃下，品味坠落。然而，他却问起我们在丹吉尔下榻何处？当我告诉他后，他嚷嚷起来：“怎么住那儿？那可是个很差的地方。你们应该搬到明扎（Minzah）宾馆去。”
公寓的窗户都拉上了帘子，加之大麻的影响，我的时间感被淹没了。甚至当饥肠辘辘时，我还未意识到夜幕已经降临。然而，尽管鲍尔斯一支又一支地抽着大麻烟，他却从未游离于谈话之外，也不曾丧失时间观念。突然地，他中断了忠告，并向我们表示歉意，因为有约在身，他必须得走了。穆拉贝特和另一个男子乘电梯下楼去车库取鲍尔斯的车。鲍尔斯、琳达和我几分钟后跟了过去。我的脑袋像氢气球般地忽忽悠悠。
下了楼，来到了街道上。我们等在一个以煤油灯笼照明的水果摊前。灯笼周围小虫蜂拥。飞蛾爬满了球形灯笼的内壁，狂乱地扑腾着，绝望地作着挣扎。那些翅膀忽闪着，放大了的影子投落在琳达和鲍尔斯的脸上，当他们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在看一部音轨图像脱节的电影。随着一辆1964年产的“悍马”敞篷车在路边滑靠，那电影胶片也从卷轴上飘落。那个耶拉巴族的摩洛哥人坐在驾驶座上，穆拉贝特则坐在后面。鲍尔斯躬身上车。然后这一行人消失于夜色中。一切都像只是我大麻抽到麻木过头后的幻象而已。
1997年我和琳达带着小儿子马可重返丹吉尔。鲍尔斯已入耄耋之年，足不出户，长期卧床不起。那时，鲍尔斯已由倍受追崇的热点人物转型为文化偶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伯纳多·贝托鲁奇将《被遮蔽的天空》搬上大银幕。然而，他仍住在原先那间公寓，仍旧排斥安装电话。我们一名共同的朋友、小说家约翰·霍普金斯向我们保证，鲍尔斯愿意见我们。（我们和约翰·霍普金斯在这十几年中一直有着书信往来。）我们和约翰在晚上一起来到他家门口，按响了门铃。数分钟后，听到鲍尔斯喊：“就来了。”随着他沉重的呼吸声渐渐挪近，又过去了几分钟。然后是为关节炎所苦的手指在门锁上一阵笨拙的摸索。门开了，他身着一袭深色羊毛长袍，如军大衣一般厚重。“我得从床上爬起来，”他说“这得耗上很长时间。”
从约翰处得知，他要从起居室原路返回更费周折。屋子里依旧闻得到木碳和大麻烟的气味，地板上的地毯还是原先那张。但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人在这儿听着柏柏尔音乐、享用大麻了。书本、报纸、剪报，信件，散落在壁炉边的软凳上、蓬松的皮膝垫上，满地都是。卧室内一片狼藉，一块黑色帆布遮盖住窗户，加深了幽闭的恐怖。从书架散落的书报、杂七杂八的药瓶、破碎的小药水瓶、用过的邦迪创可贴、鼻腔扩张条、黏着纱布的润喉糖、丢弃的面巾纸、小棉签、药用刷子、塑料吸管、药膏软管，把地板弄得零乱不堪。
约翰扶他在床上躺好，鲍尔斯仍懒得脱去长袍。这是个怡人的三月之夜，恰逢斋戒的最后几小时。当伊斯兰教世界屏息等待新月的出现，这个脆弱的老人却是这般死气沉沉。他仰面躺倒，背后支着睡枕，俨然一具玩偶——在这座曾被他形容为“玩偶之都”的城市中，一个渺小而又苍白的公民。
他指指鼻翼上的一块植皮，“一个肿瘤，”他解释道，“是恶性的，我在巴黎动了手术。那医生只说了一句：‘费用为9千法郎。’”
近年来，他又前往美国动了若干次手术。臀部和一条腿的股动脉已被修复。他希望再不要回美国了。“如果我喜欢那个地方的话，当初就不会离开，”他说。
他要在这里终老——这个事实萦绕于他纳入的每口气息，他吐出的每个单词，他为拿、放床头柜上的水杯所做的每一次的颤巍巍的努力。在头顶卤素灯眩目的灯光下，他阖着双眼，宛如一个迷途的旅者。历经了撒哈拉的壮阔宽广，锡兰海岸那片环岛海洋的浩瀚无垠，现在的他却迷失在一间斗室。密不透光的一张帆布将窗户捂得严严实实，让他昼夜不分。
一抹悲凉袭上心头。我想说些慰藉的话，但力所能及的只是告诉鲍尔斯，我那年方16的儿子回到旅馆读《被遮蔽的天空》。然而鲍尔斯并不因此买账。“在我作品中，那可能是他惟一会去读的。那是任何人都会读的。”
我借故离开，朝盥洗室走去。那儿更糟：污秽的医用器具，零乱的废瓶废盒，水槽上那只生锈的笼头漏着水，宛若瓷槽上的一斑血渍。在我看来，这样孤独、凄惨地终老，比起《被遮蔽的天空》中伯特之死似乎更加不堪。因为像鲍尔斯这样的人，绝不会允许自己像伯特那样全神贯注于“那条壁脚线，将它固着于头脑，以求待到眠目之时有所执持”。这种解脱，他片刻也不要。
鲍尔斯是执著于无物的，又抑或只是不为我所能了解。目光胶着在水槽边缘，我对自己说，鲍尔斯并不想老死在佛罗里达的某某养老院或瑞士的哪个无菌诊所。如果是这样的了无新意，现在他人早在那儿了。执著于无物才是鲍尔斯真正向往的归宿。
回到卧室，一个20来岁的摩洛哥人已经在那里了。他犹如穆罕默德·穆拉贝特的转世灵童。男孩为他弄了一碗清汤，鲍尔斯的情绪随即愉悦了起来，他用吸管从杯中啜了一小口。接着，男孩为他卷了一支大麻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