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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在巴黎
作者：洛伊·Ｇ·高顿
1930年六月号的《转折》刊登了容格的《论心理学与诗歌》，也刊登了贝克特的诗《为了未来》。容格说诗最好有梦的气质，既不明白如话，也不模棱两可；它不摆出说教的模样，只呈献一幅图画，就好比大自然让一株植物自由地生长。诗人最好能深入人的内心，那里百转千回，就像迷宫，从来没有别人涉足。二十四岁的贝克特做到了，在同行们眼里，他不仅是写写文章的青年教师，还是一位真正的爱尔兰诗人。
两年后，《转折》出了一期“垂直的诗”专刊。漂亮的封面出自阿尔普手笔，翻开来，可以读到卡夫卡、斯泰因，也能读到年轻的贝克特。垂直派呼唤人们用内心统率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超验的自我，它来自远古，贯穿千年。这个自我在现实中也并不沉寂，它从梦境中来，从幻觉中来，从灵知中来，甚至从失常的精神中来。埃森斯坦、格利威都参与了垂直派的宣言，贝克特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相信要用内心统率生活，贝克特开始关注无意识的作用。他写自我，也写自我的瓦解，笔触十分得力。他的作品里，每个主人公都比前一部更完善，但他们想衡量自己，想寻找独立的声音，想接近内心，还想把握现实，因而必然徒劳无功，最终归入死寂。从最早的小说《假想》开始，贝克特的作品里就不难见到这种模式。
巴黎的杂志多得数不胜数。除了为《转折》撰稿，贝克特还为《变化》编译文章。
布列东是超现实主义者的领袖。他参加过大战，还做过心理医生，不仅聪明过人，而且独具人格魅力。他的终生好友杜尚说，不论对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对那个年代的其他艺术家，布列东都好像一针催化剂，帮助他们重新定位艺术的焦点。得到启示的，不少都是有名的艺术家，比如毕加索、达利。
1919年，布列东还是一名医生，他接诊了在一战中精神失常的士兵瓦奇。治疗过程中，他发现人的意识层面之下还有另一种思维，像河流一样延续不断。布列东学过弗洛伊德梦的学说，此时他作出了更加奇妙的断言：这层思维的潜流能让人脑变成诗歌的源头。在无意识状态中，人脑自会运用浓缩、象征和模糊，也自会定义时空，诗，就来得这样自然、这样轻松。捕捉纯粹的潜意识，成了超现实主义者的首要规则。他们进行自动创作时，根本不让理性、意识近前。二十年代前期，布列东的思想已经传遍巴黎。
弗洛伊德认为，梦揭示了人的过去；布列东则声称，梦可以预言未来。不过他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幽默的观点，认为笑的时刻，就是潜意识打败意识、人从理性里解放，投入内心的时刻。布列东谈梦境，谈偶然，谈巧合，深深吸引了贝克特；意识与潜意识的融合，更是成为贝克特常写的主题、常用的手法。有偶然、有巧合，就说明世界根本没有章法，事物也并无意义。贝克特最爱悲喜剧，因为在其中他可以尽情嘲笑逻辑，也能得心应手地展现命运与自由的张力。
在巴黎，为超现实主义着迷的，除了作家，还有一群画家。诗人们抛开逻辑，抛开句法，只为构筑幻觉般的风景；画家们却带给观众别样的惊奇。画面好像是写实的，构图好像是合理的，色彩也似乎漂亮流畅，然而，整幅作品表达的却完全是梦幻的图景。末了，画家还题上几行小字，于是，画儿便更多了几分动人的气质。
认识他们后，贝克特接触到各种奇妙的艺术形式，更了解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超现实主义者渴望调和许多素来存在的二元对立，比如内心和外在、意识和潜意识。他们的艺术永远在流动，在变化，形象和意义在其中时分时合，人在其中有时独立超脱，有时又脆弱无力。他们相信人的经验总有凝结的一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人才能得到自由。这样的理想打动了年轻的贝克特，虽然他并不信仰他们喜欢的马克思主义。《假想》的主人公就一心盼着内心与世界完美交融，不过这在贝克特的其他作品里没有再出现。超现实主义者们还相信潜意识可以重塑现实，这一点倒常见于贝克特后来的创作。
超现实主义者对时间的丈量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时间是双重的，在意识里存在，也在潜意识里存在。所以他们常常捕捉住变形的瞬间意象，极似电影拍摄手法。布列东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到蒙太奇镜头的影子。而爱用蒙太奇的埃森斯坦恰好是贝克特最欣赏的导演，他大约从其中获益不浅，电影、绘画、音乐——糅合起各色艺术，贝克特也有一番好功夫。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问号。与这一群超现实主义者交上朋友之后，贝克特会不会问过他们，他们觉得自己的艺术与象征派有何不同？他会不会好奇，他们怎样放弃了达达主义，重新看待二元对立？他会不会也相信，达达主义最终枯萎，是因为干涸的虚无？他会不会暗笑他们天真，杂糅了黑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竟然就想取代逻辑？面对尖刻嘲讽他们的伦敦杂志，面对执意护卫逻辑的现实主义斗士，贝克特心里究竟怎么想？
贝克特先是写诗，写小说，发表在各家杂志上。1930年，他终于有单本《占星》出版，说起写这首九十八行长诗的情形，还真可窥见诗人当年的生活。
那一年，南希·康拉德的时光出版社举办了一次诗赛，主题是时间。等到贝克特听说这个消息时，离截稿期限只余下二十四小时。多年以后，贝克特在一封写给南希的信里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写完一半，狼吞虎咽吃掉一大盘沙拉，痛快灌下几杯香贝坦红葡萄酒，赶回巴黎高师，到夜里三点，最后一行终于写完！……诗真就是这样写成的，那时的日子也真是这样过的。”凭着这首《占星》，贝克特拿到了一千法郎奖金，出版社还答应将它结册发行。
南希曾与阿拉贡有过一段爱情。她是当年出了名的美人儿，豪爽大方又品位不凡，对待男女之事向来自由不羁。经营事业，她也下得一番苦工：1928年，她以三百英镑盘下出版社，不多时，不仅收回了成本，还多得两倍收益。庞德的诗、乔治·穆尔的小说，都经她付梓。这一年，她还从威尼斯带回了新情人亨利·克劳德尔——一名饱受迫害与歧视的黑人爵士乐手。后来，贝克特也成了亨利的朋友。
《占星》写的是笛卡儿的一生。这位哲学家总相信神秘的力量，他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生日，就是害怕哪个占星家拿了去，预言他的死期。长诗神秘晦涩，却已经包含日后贝克特常常思索的问题，比如灵肉对立。诗一开篇，笛卡儿就叫人端上已经孵了八九天的鸡蛋，大快朵颐。刚出娘胎就入坟墓，还是胚胎就注定死亡——用这鸡蛋来象征一切生命最终的归宿，倒是绝妙的意象。
长诗中，笛卡儿的声音是多重的，这似乎预示了诗人后来的作品中常有的情形。笛卡儿不甘心对命运逆来顺受，他渴望活得更长，还幻想有一片静谧的夜空，不见星光，好让他思索关于时间的问题。他说“我思故我在”，令他沉醉的正是头脑这一方天地。在这里，不用理会世界如何变幻，只管尽情驰骋思想。不过，他还说“见欺故我在”。思考和被骗也许殊途同归，人们最终会发现非理性才是内心之光，也会重新了解时间和自我。
应查图·温都斯出版社之约，1930年贝克特写了《普鲁斯特》。书很薄，只有七十二页；可是贝克特为了它，一个夏天整整读了两遍十六卷册的《追忆逝水年华》。小书旁征博引而又文风奇诡，对巨著的剖析入木三分；论的是普鲁斯特小说，却也预示了贝克特自己日后的创作。他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契合，但也明白语言从来无法真正摹写经验；他承认文字永远不能让经验真切可触，但总相信凭着隐喻，人可以了解世界，也可以描绘世界。在他眼里，意识不停流动，世界不断生长，即使相逢，生出的也是无穷变幻。时间成了双头的怪兽，而困在时间中的人，拥有的只是扭曲的记忆。生存仅仅是一连串习惯，投射在幕布上，便是所谓的世界。每一个习惯绵延之中，生活终究归于单调可憎；前后习惯的夹缝之间，是赤裸的人在品尝活着的苦难。要与自我交流，唯有等待潜意识的时刻。但这个时刻不能强求、不可驯服，它只会爆发，只顾燃烧，人永远探不到它的源头。
若能让潜意识为己所用，艺术家便可称真的伟大。他沉浸在孤独中，发掘人心深处的角落，寻找他物与自我的契合。由不得谁创造，也由不得谁选择，人面对生存的本真，唯有终于甘心叹服，才有了艺术。贝克特写道，“如果不想你的探究徒劳无益，就去挖掘并且沉浸其中吧，收起你的魂灵，一路向下吧。艺术家是主动的，但他只是主动地接受，他愿意抽身离开周围嘈杂而虚无的一切，直面生存的核心。”
在《普鲁斯特》中，贝克特还想了许多别的。他谈悲剧英雄，说他们总在赎还原罪，却终于发现自己之所以会堕落，错只错在来到人世。人被抛进这世界，既蒙昧无知，又无能为力，却一心渴求知识。然而，知识只不过是一片幻象，不单如此，行动也不过归于虚妄。悲剧英雄会求得知识，也会举身行动，可是去向何方，结局如何，永远未知。《等待戈多》里，人物总说“我们走吧”，紧接的舞台提示却总是“他们不动”。到最后，即使身为艺术家，也与其他人无异，面对眼前的世界，发现其间竟然没有维系，也不能了解。“无论是用想象的心灵去接近现实，还是用实际的情智去感受现实，能把握的都无非是它的表面，与其余的一切近乎隔绝。”
希尔维亚·贝琪的莎士比亚书店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爱书人之家，都时常有贝克特的身影出没。在莫尼耶眼中，他活脱脱是一个斯蒂芬·迪达勒斯，身上糅合着沉默与狡黠，又混杂几分流亡者的气质，很有乔伊斯式的风味。在贝琪的店里，他口袋空空，却又头颅高傲，别人都愿意领上一张免费读书卡，他倒干干脆脆拒绝掉。他来，只为“徜徉一番，聊上几句”。这八个字可把我们带进了巴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侧面——流言蜚语。的确，当时谁爆出韵事丑闻，哪儿发生传奇故事，只要在书屋、咖啡馆坐坐，在商店、画廊逛逛，总不难一一听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主人公，不少都与贝克特有过交往。
有诗有画，这里五光十色；每日每夜，奇景目不暇接。贝克特曾说过，二十年代的巴黎是年轻人的乐土。自然，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年轻的他也沉醉于当时当地轻快的节奏、媚惑的色彩，沉醉于微微染着些邪意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