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贝克特在巴黎
作者：洛伊·Ｇ·高顿
文：［美］洛伊·G·高顿（Lois G. Gordon）
编者按：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二十世纪荒诞派戏剧创始人，长居法国，兼用英、法两种文字写作。二战期间参加抵抗德国纳粹运动，战后返回巴黎，成为职业作家。创作风格深受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影响，小说如《莫洛伊》三部曲等，以诙谐和幽默表现人生的荒诞、无意义和难以捉摸，成为二十世纪的杰作。他的戏剧成就尤为突出，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强调简洁，注重细节，代表作《等待戈多》1953年在巴黎引起轰动，连演三百多场。贝克特于196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曾如是说：“对我而言，贝克特走得越远越好。什么哲学、宣传册、教条、信念、出路、真理、答案，我统统不想要，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贝克特是有史以来最勇敢、也最冷酷的作家，他越是使劲儿揉我的鼻子，我越是对他充满感激。”
今年恰逢塞缪尔·贝克特的百年诞辰。本刊特组稿以纪念之。
二十年代的巴黎……是年轻人的乐土。
——塞缪尔·贝克特
上世纪二十年代，巴黎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那里涌动着狂野的激情、巨大的创造力，洋溢着欢快与优雅的气息，却也萦绕着愤世嫉俗和忧伤的气氛。信仰在炮火中崩溃，感情在硝烟中消散。莫里斯·纳多曾说，正是一战让巴黎拥有瞬息万变的气质，展现出战后的“疯狂”。天才沦为邪恶的帮凶，癫狂在其中发酵。科学只不过造出新的杀人武器；哲学只不过为人编织借口，让他们对屠杀丝毫不感负疚；文学只不过是附庸于血迹斑斑的战事公报。一切在顷刻之间分崩离析的时候，文明便也成了自己的敌人，吞噬自己的肌体。
破碎的理想要拿什么来填补？全世界的人在探索，法国人也在寻找。激进的政治团体依然活跃，许多人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尼采与弗洛伊德构筑的哲学开始引人注意；新生的艺术思想光辉夺目——左派和右派杂糅，诞生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政治色彩淡去，脱胎了立体派与早期抽象表现主义；海外舶来的有漩涡派和至上主义，桥社与青骑士的旗下也聚集起一批追随者。过去的时代，现实里充斥着颓废，作品中嗅得见腐臭；此时，艺术却在勇敢地革新，线条、色彩运用得不同寻常，直指之前的谎言和扭曲。
时至1928年，各种新思想汇集巴黎，与旧有的体系抗衡。移居到此的青年不论关心文艺、社会还是伦理，都能得到滋养。有的思想还不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例如，超现实主义者就是从精神分析学说里看出了全面的拯救之道：宗教不再神圣，社会不再公平，亲情也不再温馨——价值观已经失落，人们只好去流浪，去漂泊。在他们看来，弗洛伊德不单阐释了文明，也不单解读了文明的躁动，还为这种自我放逐构造了一套哲学。孤独感蔓延开来，精神分析学说可以抚慰；纯艺术强调自发性，精神分析学说能够论证。
在波德莱尔与兰波的眼里，社会的种种规则无足轻重，他们一生追求的只是文字的完美，一生践行的只是纯粹的创作。在他们手中，“为艺术而艺术”的箴言得到重生。他们的身后，艾略特和伊兹拉·庞德等一批诗人紧紧相随。波德莱尔对生活的看法也让新巴黎人着迷。他说，与其像中产阶级一样空虚无聊，不如勇于行动，哪怕其中有些许邪恶的成分。战前人们崇拜野心，崇尚勤奋，追求物质；战后人们要解放艺术，解放道德，解放社会。一派反叛和自由的气氛里，兴起了独特的波希米亚风潮。战争太不道德，所以战后的人们总能为自己的叛逆找到理由。上一代人手上沾满鲜血，脸上却戴着伪善的面具；于是下一代人做事再离经叛道，说话再惊世骇俗，相比之下都要温和得多。“失落的一代”失落的只不过是他们抽身离开的那些旧价值观。
新态度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间小到吃饭穿衣，大到流行文化，无不发生改变。爵士乐风行之处，黑人成了原始与质朴的化身，仿佛他们能让人们记起战前的纯洁时光、工业时代前的天真年代。歌舞明星约瑟芬·贝克和爵士乐手席尼·贝契被尊为文化英雄。
二十年代后期，巴黎好像一块巨大的磁场，吸引人们投入它的怀抱。他们从美国来，从西班牙、比利时、罗马尼亚来，从德国来，甚至从俄国来。扎根下来的有乔伊斯、毕加索、蒙德里安，有新兴的装饰派艺术家，也有风头不再的野兽派、立体派、达达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超现实派。选择巴黎为家的艺术家，还能列出长长的名单。
新艺术中，视觉意象和声音形象比比皆是。它们对贝克特的创作影响深远。多年以后，他无论为戏剧写舞台布景，还是在小本上自己作画，竟都能凭记忆重现当时见过的某个画面。画家们拾起破碎的意象，渲染梦幻般的场景，甚至有意留出空白，以实现画面的非线性效果；就好比作曲家用近乎随机分配的方式排列音符，还不时插入无声的片断，从而谱写出无调性音乐。贝克特写对白，写动作，写布景，无不受到这些技法的影响。有趣的是，他每每要带一个节拍器，才肯去看演员排自己的戏。给他的思想留下印记的还有先锋派剧作家，以及电影革新大师。艺术革新层出不穷，科学也在大步向前。相对论、语言模糊学说的提出，都扩展了贝克特的视野。
巴黎城中，想象奇诡的先锋派艺术家锋芒毕露。塞尚、凡·高、高更的作品，此时都已显得传统起来。后印象派的作品在卢森堡公园边的街道旁展出，相隔不远便是立体派和野兽派的画展。毕加索的吉他不像画在纸上，倒像在金属上着了色。阿尔普、米罗和蒙德里安的抽象画在乔治·伯罕兄弟画廊、超现实主义画廊展出，收藏蒙迪利阿尼、苏丁和夏加尔的作品则被视为有眼光的投资。曼·雷独创了著名的雷摄法，他的情人爱丽思·普林在镜头下分外妩媚。她的乌黑短发、俏皮刘海、碧绿大眼，还有浓妆艳抹的脸颊，一时之间风靡巴黎。自行车轮胎、小便器，在杜尚手里都成了“现成物”艺术品，他甚至还在蒙娜丽莎唇上添上一撮山羊胡子，加上“L.H.O.O.Q”的标题（意为：“她有一个火辣的屁股”）；与此同时，布朗库西则创作了《空间之鸟》，画面雅致又具象，却也不乏抽象的意味。不妨设想，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时贝克特会有怎样的反应。
戏剧方面，罗杰·维德列克与安东南·阿尔托都因力求反映人的潜意识而闻名。1927年，他们组建了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那里常常上演维德列克自己的以及经过改编的斯特林堡、雪莱的戏剧作品。电影界，马路影院也总有大师级导演的佳作上映，比如醉心试验电影的埃森斯坦，以及贝克特钟爱的卓别林、巴斯特·基顿。音乐上，先锋派作曲家风头日盛，阿尔班·贝尔格、阿诺德·勋伯格，还有乔治·安泰尔，都开始受到人们关注。离开死气沉沉的贝尔法斯特，来到生机勃勃的巴黎，贝克特终于能够畅快地呼吸了。
1928年，超现实主义者的声音响彻了巴黎。他们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贝克特的创作。不仅如此，他们对战争彻骨痛恨，让贝克特联想起了自己在都柏林时耳闻的场场论战。起初，超现实主义者力图用艺术联结起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此时，他们不遗余力地揭露人们虚假的梦想、空洞的价值——正是这些魔鬼点燃了战争的烽火。1920年以后，许多达达派成员转向超现实主义，所以这种态度也很容易被归入达达主义名下。但是弗吉尼亚·威廉姆斯说超现实主义者们是大战的叛徒，也一点没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参加过战争，比如画家马宋、恩斯特，还有诗人艾吕雅、倍尔、布列东和阿拉贡。威廉姆斯曾说，这些人在艺术上张扬革新，根源在于内心的反叛，他们的矛头直指所谓爱国、宗教、理性和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围绕着反叛；他们看待艺术的作用也着眼于反叛。许多超现实主义者都提起笔来，控诉战争对生命和文明犯下的罪行。总之在1928年，一战仍然是巴黎人不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