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狗·咖啡馆·画·戏剧
作者：张雅琳
贝克特的戏剧探讨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原本丰富多彩的生活经他剥皮去肉，被还原到赤裸得有些吓人的状态；他的人物或多或少有着生理或心理上的残缺，比如《终局》中坐在轮椅上的瞎老头哈姆、《等待戈多》里一夜之间失明的波卓和失声的幸运儿，而这些残缺远不是供人欣赏的缺陷美，它们折射出人物对其空洞生命的无可奈何、悲观绝望；剧中的场景简单得有些单调，特别是在搬上舞台之后，观众们会发现，除去演员，舞台上所剩下的只是一条路和一棵树（《等待戈多》），或者是荒芜的沙丘（《快乐时光》），有时甚至是三个大大的骨灰瓮（《戏剧》），这些无不为戏剧添加了阴暗、压抑的气氛。许多读者和批评家常常顺理成章地透过作品来分析、揣摩作家的性格特点、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于是贝克特的名字就同他的剧本一样拥有了相同的形容词。有些人断言贝克特是没有生活情趣的、刻板的、悲观的、厌世的……总之，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多是些消极的修饰。但实际上，这种“人如其文”的推理套用在贝克特身上是不可靠、不真实的，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种种对他个人的曲解和误解。现实生活中的贝克特，用时髦点的词汇来说，应该是“阳光”的。
贝克特养狗，并且钟爱于一种叫做“凯利蓝”（Kerry Blue Terrier）的狗。凯利蓝是爱尔兰国犬，单从外表上看，这种狗就属于犬类中的另类，它那遮住大半张脸的浓密胡须十分抢眼。还是生活在家乡都柏林市郊的福克斯洛克的时候，年轻的贝克特就养了一只凯利蓝，他母亲家里也养了好几只。贝克特常常带着爱犬散步，有时甚至走上十多英里，从中寻找到宁静和灵感。贝克特的狗也许不及福楼拜的鹦鹉有很高的曝光率，但狗在他的作品中也偶有现身。《终局》中，哈姆有只缺了一条腿的玩具狗。从1976年伦敦皇家剧院上演的该剧的剧照中可以发现，当时设计的道具狗的外表酷似凯利蓝。《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里的老克拉普在听完三十年前生日时录下的那段独白后感叹：“再一次，在圣诞前夜，到深谷中找寻那挂满红浆果的冬青树；再一次，在周日早晨，到薄雾轻笼的科洛翰，和狗儿一起静坐着聆听钟声。如此这般。再一次，再一次……”贝克特笔下这段对狗的回忆和怀念具有很强的自传性，曾经伴随他成长的一只凯利蓝患上了不治之症死去，贝克特为此阴郁了许久，他最终化悲痛为文字，在作品中寄托了哀思。
都说养宠物的人富有爱心，对狗如此珍爱的贝克特，对人类、对生命的珍爱自然不在话下，曾经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使他对生命更是充满了感激和热爱之情。1938年1月，在巴黎街头，一名男妓试图引诱贝克特，在遭到拒绝后他向贝克特的胸膛捅了一刀，如果力气再稍大一些，刀锋便会插入贝克特的心脏，取其性命。当时已成为贝克特好友的詹姆士·乔伊斯为他在医院里安排了私人病房，而一位名叫苏珊娜的女士悉心照料着他，这位女士后来成为了贝克特的妻子。二战期间，德国入侵法国，贝克特加入了一个法国抵抗组织，很多次都险些落入纳粹秘密警察的魔爪。1942年，抵抗组织被一个天主教牧师出卖，组织成员要么被捕，要么失踪。贝克特和苏珊娜也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们风餐露宿，食不果腹，时刻折磨着他们的还有随时可能被敌人发现而丧命的恐惧感。最后，两人被迫逃到法国南部鲁西荣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生活直到战争结束。战争对于文人来说，与其说是一场灾难，不如说是一件幸事，他们在战争中挖掘到素材，酝酿好情绪。而战争对于贝克特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创作方面，亲身经历以及在战争中亲眼目睹的种种人生惨状，仿佛是注入贝克特生活中的一剂强心针，他逐渐以越来越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生活。《等待戈多》就表达着这种乐观的态度，尽管表达的方式非常含蓄。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成名作，也是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戏剧的一贯思维，没有起承转合的完整情节，没有鲜明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也没有合乎情理的对白，只是两个流浪汉捉迷藏似地闲聊着，近乎疯癫地做着毫无意义的动作。因此，当1953年《等待戈多》在巴黎巴比伦剧院首次公演时，观众们的疑惑和冷淡也是理所当然。与此同时，戏剧的拥护者也大有人在，剧作家让·阿努依称《等待戈多》与四十年前首次在巴黎上演的皮兰德娄的戏剧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作家兼文学理论家的阿兰·罗伯－格里耶也在《评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演出场次的增加辅以名家的大力推荐，《等待戈多》很快轰动巴黎。虽然人们对戏剧的反应各不相同，但“荒诞”一词几乎概括了所有对《等待戈多》的理解，特别是在1961年马丁·埃斯林的《荒诞派戏剧》发表后，言《等待戈多》必称“荒诞”。
荒诞派认为人生如梦，人的努力毫无意义，人的存在与不存在都是极其荒谬的。荒诞派的这种看法并不等同于悲观主义，也并不代表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至少，贝克特不是。《等待戈多》曾被评论家称为“无处发生的却又是到处发生的”戏剧，只需看看该剧的布景足以理解这句矛盾的评语。一条乡间小路和一棵树构成了这部两幕剧的背景，具体的地理位置不得而知，想把它安排在任何国家任何城市任何地区都合情合理。值得一提的是那棵枯树，在第一幕中它还是光秃秃的，而在第二幕中竟然冒出了几片树叶：
（他们看着那棵树。）
爱斯特拉冈：我什么也没看见。
弗拉季米尔：昨天晚上它还是黑乎乎、光秃秃的，现在竟然长出了叶子。
爱斯特拉冈：叶子？
弗拉季米尔：就在一夜之间。
爱斯特拉冈：一定是春天到了。
弗拉季米尔：可是就一个晚上啊！
贝克特看到了荒诞生命中蕴藏的生机和活力，草草几笔勾勒出了枯木逢春的景象。黄仁达在《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地方》中也提到了这棵树，对于在如此沉闷压抑的戏剧中出现如此振奋人心的一幕，他的解释是因为贝克特在荒谬的人生中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黄仁达是香港著名的电影美术指导，他旅行，摄影，写作，《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地方》出自他图文并茂的作品《小二，再来一杯咖啡》。可谓是“巴黎通”的他在作品中将巴黎的文艺咖啡馆一网打尽，许多文学大家都和这些咖啡馆有着不解之缘，比如王尔德和“双叟”，杜拉斯和“小圣贝诺”，普鲁斯特和“拉贝罗斯”，当然还有贝克特和“玛莉”（Café de la Mairie）。贝克特初到巴黎时住在玛莉咖啡馆附近，因此经常出入这家咖啡馆，加上“玛莉”不及“双叟”等咖啡馆名气大，所以光顾的人不多，安静的氛围正适合思考和创作。但是，究竟贝克特是不是在玛莉咖啡馆里构思他的大作《等待戈多》，还得划上一个问号。贝克特住在“玛莉”附近的大概时间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等待戈多》创作于1948至1949年，说他在玛莉咖啡馆酝酿一部将近二十年后才问世的剧本实在没有太大的可信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光顾咖啡馆是贝克特的人生另一大喜好。除了咖啡馆，巴黎整座城市带给了贝克特无限的创作灵感，正如黄仁达所描述的：秋天的巴黎，灰蒙蒙的光线涂抹在路旁的梧桐树上，枝芽迎着肃杀的秋风飘摇，总给人一种荒谬怪诞的感觉。人生如树，树如人生，秃挺的法国梧桐，一定带给过贝克特许多特别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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