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我的幸福：写出优秀的一页作品
作者：罗 斯／译
《每周之镜》：在《黑书》之后，西方开始高度评价您，而本国却强烈地批评您。当你在创作《我的名字叫红》时，把自己的读者看作是西方人还是土耳其人，或者这都无所谓？
帕慕克：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土耳其，既然现在当我的作品被译成许多种语言时，就开始引起了猜疑，在西方他那么流行是为了竭力地讨好他们，而不是我们。这是用政治方式把我逼向死角。偷换概念，当看到结果时他们会说，他早有企图。事实上并非如此，开始时我考虑的只是土耳其的读者，而现在已不可能不考虑非土耳其的读者了。
比如说《黑书》，在土耳其，在美国出售二十万册。有人问我，我在倾向谁。如做下列回答是不诚实的；“我只倾向于你们，我亲爱的土耳其人，我憎恨所有的基督教徒！”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暗示——您还不能自我满足吗？您激起读者对异国风情的兴趣还不够吗？我从另一方面理解这些问题，现在它们已经反映在我新的长篇小说中了，对于我来说，作为长篇小说家应善于在创作中反映最新现实，有一些作家们说，批评家、读者想什么我不在乎，翻译质量好坏无所谓，但是我不是这样，我有过各种情况，我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不采取廉价的行动，比如，不仅仅为了在德国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土耳其有更好的卖点去更改自己的小说，我——就是我。
《每周之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也就是在加缪的《鼠疫》之后评论界谈论的关于宏大叙述文体已死。可读了《黑书》会有这样的印象：宏大叙事文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您怎样评价：奥尔罕·帕慕克激发了宏大叙事文体复兴这样的说法？
帕慕克：噢，我已经说过了，我是非常谦逊的人，我对这个或那个死亡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而文学评论家十年一次必须杀死长篇小说。而后问我：“帕慕克先生，长篇小说死了吗？关于这个结论您如何思考的？”在全世界我有许多读者，而且我还指望这个挣钱呢，长篇小说死了吗？我不知道，关于长篇小说死亡的问题常常时现时消。更有意思的是关于长篇小说已死的谈话并不是在加缪之后，而是在法国新小说的实验之后——阿兰·罗伯-格里耶、萨洛特以及所有的这一代作家出现之后。他们创作一批优秀的作品，但也把长篇小说带到了绝路。从另一方面讲，我认为宏大叙事文体到现在为止有能力并能够使长篇小说复苏，尽管它没有死亡。长篇小说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可塑性，它能够具有各种形式。能重新审视传统，运用随笔，超越女性爱情长篇小说，侦探小说，可以从长篇小说中做任意增减。
《每周之镜》：您对东欧文学了解什么？
帕慕克：不是很多，我读过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我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作品。但从另一方面讲，他的问题也像我的问题一样，他处于欧洲文学的非中心地点，出生在那样的国家，在那里用土耳其的话来表达，假如你用嘴叼着射向你的箭头，谁都不会发觉，帕维奇也读了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许多作品并相当成功地逃避了社会政治问题，但在最终还是谈到了政治问题……
《每周之镜》：您怎么看待当代土耳其小说中领军人物的作用？
帕慕克：第一点，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创作小说，而发表是在这二十二年中，我有大批的敌人。在这个时间里我失去与自己的同行联络团结的情感。我是孤独奋战，尽管有人有可能从其他方面找到我与其他作家之间共同之点，但我却没有感觉到。当认为我是同行作家中的佼佼者时，我并不感觉到舒畅。
《每周之镜》：什么使您成为幸福的人？
帕慕克：噢，较少。我的幸福：写出优秀的一页作品。仅此而已，甚至我的女儿也知道，我的沉郁和不快乐情绪表明：今天没写出一页像样的作品。
奥尔罕·帕慕克在 2006年5月底首次访问莫斯科并接受了俄罗斯《图书评论报》的采访。
《图书评论报》：描写某个城市的作家，是否应该经常住在这个城市呢？
帕慕克：我想，如此严格的规定不存在。乔伊斯在意大利却写出了关于都柏林令人震惊的作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彼得堡富有天才性地描写了彼得堡这个城市，我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住在那个他创作起来愉快的城市里。
《图书评论报》：您感到自己是个欧洲作家还是土耳其作家？伊斯兰作家还是世俗作家？
帕慕克：我来自伊斯兰文化，但我并不是十分信奉宗教的人。我认为你的问题有点幼稚，这就像去问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谁更加信奉东正教一样，自然，伊斯兰是我文化的一部分，但并不能让我成为一个伊斯兰作家。
《图书评论报》：您如何看待土耳其逐渐的西方化倾向？
帕慕克：西方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也不是从来不变化的。它也在变化，而我们也在变化，我们竭力成为西方的，但任何时候都不会达到这一点。这里有我们相同的部分。我们所有时候都害怕失去自己的相同性，这是典型的土耳其问题，话又说回来，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也知道了一些，你们这里也同样。现在对土耳其来说这是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成为对各种各样的影响都开放的民主性社会。我认为一方面，土耳其是传统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性国家。而我觉得，土耳其性格的两个方面永远存在。
《图书评论报》：苏丹时期老的伊斯坦布尔的建筑物现在还有许多吗？
帕慕克：原则上在伊斯坦布尔还有近八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的地方。我非常喜欢在其中漫步，徘徊。但不久前那里出现旅游者，也就是说很快会开始改建。总之，改建和国家文物的保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问题，如果你十分希望保存过去的话，那由此会相当迅速地什么都不存在的。在我的童年时代谁也不企图保护任何东西，但是都到处却有陈旧的遗迹， 它们是真实的文物，现在，在全球化时代，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建、修复被破坏的纪念物，从而使古迹焕然一新。
《图书评论报》：您如何看待俄罗斯文学？
帕慕克：如果在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与我十分亲近的文学的话，毫无疑问这就是俄国文学，有四位伟大的作者评价最高：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纳博科夫。
《图书评论报》：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谁与你更为亲近？
帕慕克：如果你问我，我在他们中间更喜欢谁，那我就会回答，这是不准确的问题，这就好像是问：您更喜欢谁——爸爸或者妈妈？有时爸爸，有时是妈妈。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体现了俄国文学的深邃与博大。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世界的哲学观，而托尔斯泰也有对世界的哲学看法，但这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哲学。当我激动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份，当我幸福的时候，当我获得满足的时候，我的心灵便注入托尔斯泰的成份，如此在我的心灵中有两个方面，既有托尔斯泰，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我既不能否定前者也不能否定后者。 这就如同，不要用喜欢爸爸或者妈妈这样的问题去折磨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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