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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迪金森的闺阁情缘
作者：杨 婷
青灯孤影伴诗魂
埃米莉•迪金森究竟何时开始写诗？她写诗究竟所为何来？这些问题之于今天的我们已是不得而知。我们唯一所知道、所拥有的便是她留给后人的那1775首诗。这些诗或质朴清新，如行云流水；或灵动跳跃，如山涧小溪；或哀婉缠绵，如林中曲径；或虚幻空灵，如空谷幽兰。每一首诗都是那么地与众不同，每一首诗都能给人难以言状的奇妙感受。读她的诗，总会在不经意间被感动。她用她那微妙细腻的笔触引领着你走进她神秘而又浪漫的心灵花园，带着你品尝她一生的梦想与伤痛。尽管足不出户，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懂得爱情和生活。孤寂而漫长的幽居岁月使她能够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潜心思考人生的真谛，以一种纤细、灵秀而又隽永的笔调反复触摸自然、爱情、死亡和永生等神圣的生命主题。
在她长达三十几年的幽居岁月中，她选择了诗歌作为自己精神的依托，正如她诗歌里所言：“灵魂选择她自己的伴侣/然后把门紧闭——/她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是的，当她选中了这片精神乐土后，她便一心一意潜心耕耘，不再留意身外的芸芸众生及其纷乱烦扰的世俗琐事，而是在自己坚如磐石的心田里筑起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她自由自在的翱翔着，把一点一滴真实而又炽烈的感情凝聚成永恒的诗篇。在一封给奥斯汀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现在很疲惫，我写诗只是信手拈来。因此，你别指望我有什么风格，这真正是自然感情的流露。奥斯汀，我在口袋里真是没有什么草稿之类的东西。”可见，她确确实实是在用心说话，用灵魂谱写自己的诗篇。
然而，她的这些诗篇在她活着的时候却并未得到人们的赏识。1862年4月，31岁的迪金森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当时的大文豪兼评论家托马斯•希金森的“致青年投稿者的一封信”，信中鼓励青年投稿者大胆创新，勇于发掘自己的天才。于是，迪金森抱着试一试的念头给希金森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四首诗——“安然在他们洁白的卧室内”，“我们总玩人造珠宝”，“最近的梦如烟消散”和“我告诉你太阳怎样升起”——请他看看“它们是否有生命力？”这时的迪金森对发表自己的诗作是怀有希冀的。然而，希金森那让她“流血”的“解剖”，使她开始正视作诗与功名的关系。当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她说：
如果名誉属于我，我逃不掉——
如果不属于，在追逐中将度过漫漫长日——
我的狗将抛弃我——
那么——
还是平庸的好
她的那首“发表是拍卖”更称得上是她超越功利的宣言书：
发表，是拍卖
人的心灵——
贫困，批准
这种腐败行径
也许，只有我们，宁愿
从我们阁楼的斗室
一身洁白，去见洁白的上帝——
也不用我们的“洁白”投资——
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也可以隐约看出迪金森为什么在她的后半生对白色如此情有独钟。如同隐居是为了追求心灵的返璞归真，身着白衣或许意味着对艺术的忠贞不渝。就像勃朗宁夫人笔下身着白衣以明志的奥若拉•雷一样，迪金森穿上白衣以表明自己献身诗歌艺术的决心。她在第271首诗中写道：
我说——女人穿上白衣——
那是庄严的事情——
如果上帝允我穿上——
那无可指摘的神秘——
投身于紫色的井——
那是神圣的事情——
奋不顾身——
直到永恒——
在她看来，白衣是忠于自己和忠于世界的诺言，象征着对真理的求索和对世俗的弃绝，同时也表明她作为一个女人对于内心深处某些永远无法实现的欲望的填补。
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她很少写诗。她真正的创作高峰时期是在1862-63年，这两年她一共创作了几百首诗，其中包括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她精神出现危机的表现，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她的自信心使然。我想，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留给了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她那清新秀丽的诗风和扑朔迷离的意象犹如一股清泉，缓缓渗透到美国诗坛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将她与惠特曼共同视为美国诗歌的鼻祖，殊不知他们俩本是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振臂高呼，声名卓著，而另一个则是安静娴雅，闭门幽居；一个是投身公众，放声歌唱，而另一个则是远离尘嚣，细语低吟；一个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另一个则如林间小溪，低曲流转；一个在世间留下了无数的身影，另一个则只有一张相片流传于世——那是在1847年由一位叫威廉•诺斯的游历照相师用达盖尔银片法拍摄的，那年她才十六岁。照片上的她有着一头赤褐色的直发和一张白皙到几乎透明的脸庞，暗铜色的双眼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淡淡忧郁。看到这张相片，人们不由得想起她在写给希金森的信中对自己的描述：“我身材矮小，就像一只鹪鹩，而且头发蓬乱，就像栗子果芒——至于我的眼睛，就像客人喝剩在玻璃杯中的雪莉酒。”
也许，正是因为人们对她的故事知之甚少，才引发了人们对她更大的好奇。她的故事被人们说了又说，她的诗被人们读了又读。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了解了埃米莉•迪金森。活着的时候，她是阿默斯特小镇的“神话”，死了以后，她成了整个世界的“神话”。上百年来，人们对她的生平做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猜测，对她的作品做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然而，她就像一个捉摸不定的谜，始终在人们的心中忽隐忽现、若即若离。时而被形容成女权先锋，时而被归列为反战卫士，时而又与同性恋搭上关系，然而，每一次她又都能从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或牵强附会的流派中悄然脱身、不着泥淖。她的诗也一如她的人，无论一代代的人们如何去揣摩、去玩味，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声言自己解透了其中所蕴涵的千般滋味。它们就那样静静地存在着，一如晨曦中含苞的雏菊，令人心动，又如暮色中荡漾的微波，耐人遐想。
在迪金森“简单的领域”里，她虽有挚友，却不愿相会；虽有对异性的恋情，却终生独处，不肯婚嫁。她把友人视为“财富”，把对他们的占有称为“特权”。她说“我的朋友是我的财产，那就原谅我占有他们的贪婪。” 但是，她跟朋友们保持友谊的办法不是通过互访，而是通过写信。她把信件的交往看得十分神圣，因为“一封信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永恒，因为它是纯粹的思想，不附带着肉体的躯壳。” 在信中，她可以直言不讳地表达她对友人的思慕之情，然而，当他们真地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却选择了回避。她认为心灵的交流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真实，正如她所说的，“一次诚实的回避等于一次浓缩的出场”。埃米莉一生中写了很多的信，据估计，现存的信仅是实际数目的十分之一，而别人写给她的信，现在也只留下了千分之一。
1883年，她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坏。她为极度的神经质所苦。曾有一段时间她身体极度虚弱，但她坚持说“那不过是多年的忧郁使我感到筋疲力尽而已。”终于，她55岁时染上了肾炎。1886年5月15日，这位“新英格兰修女”死在了56年前她出生的那间房间里。在她的葬礼上，希金森上尉看到了她，身着白色衣裙，躺在白色的灵柩里，没有一丝白发，没有一道皱纹，眉宇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安详。她就这样结束了她平淡而又不俗的一生，从容地走向天国的乐园。在她弥留之际，她只留下了一个“归”字，可见她这一生的执著与守候终究寻得了心灵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