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奥登与中国
作者：汉弗瑞·卡彭特
有天晚上他们遇到了空袭。伊修伍德承认，起码私下里承认，这种时候他感到了恐惧；但奥登则会大声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不会，那样的事从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离开汉口数天之后，他们投宿于一家被炸弹损坏的旅馆，而且空袭的可能仍然存在。伊修伍德因神经高度紧张而无法入睡，只好羡慕地看着奥登“沉沉睡去，打着真正的强者才有的鼾，绵长而沉静”。
他们计划去前线。坐火车北上的数百英里的旅程中，他们一再忍受着无休无止的延误。有一次，他们坐的火车在半道不知什么地方停了下来，一等就是六个多小时。还有一次，他们的仆人为了打发时间告诉别的乘客他的主人是医生——“这令我们非常惊慌”，因为他和奥登以为接下来他们会被要求给从前线回来的伤兵动手术。然而奥登却说有他们总比什么也没有的好，如果真有此要求，可能会去试一试。
旅途漫长而他们只有彼此的陪伴，于是他们开始探讨哲学问题。伊修伍德怀疑奥登此时对基督教已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没真的摒弃他儿时的宗教信仰，对此他可能会有相反的说法。伊修伍德还说他从他们合作的戏剧中奥登完成的那部分察觉到了一丝宗教意识。奥登事实上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信仰基督教的人，即使他与查尔斯•威廉姆斯的多次会面已然使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圣洁。他此时的思想状况或许已类似于E. M. 福斯特的人文主义不可知论，这也是受了福斯特的影响——尽管他比福斯特更为悲观。
最后他们终于抵达前线，就在徐州附近，最后的三十英里路程他们坐的是黄包车。奥登喜欢拍照，这与他那厚重的冬装和帽子一样使他们一路上都招人注目。伊修伍德评论道：“就像朱尔斯•凡尔纳(Jules Verne)关于疯狂的英国探险家的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我们也常常给一大群人围观。”他们刚到就骑着马给带去参观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伊修伍德注意到，奥登变成了一个大胆的骑兵，虽然不太正宗。四周很安静，他们晚上就住在征募来的一所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们看到有条狗正对着一具没掩埋好的尸体狂吠，并被告知死者是个探子。这一天，他们进入了真正的前线，中途打尖时，“发现我们自己正讨论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的诗”。他们已进入战壕，奥登就开始拍照，一边还把头探出壕沟喊道：“我相信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日本人。”话音未落，就响起了三下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日本飞机飞过头顶，他们不得不卧倒。
从徐州的前线出发，他们慢慢地向西安进发，希望能抵达另一个前线成都。这显然不可能，于是他们掉头回汉口，并于4月14日抵达。奥登写了一首关于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的十四行诗，并在武汉知识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大声朗诵了这首诗。诗的译文随后刊登在《大公报》上。诗中“被他的将军和虱子遗弃”那一句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译者将它改为“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奥登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聚会上也朗诵了这首诗。伊修伍德注意到，奥登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不再是那个对伊修伍德“仰慕不已的兄弟”了。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香港见过他们，他也有同感；他发现奥登完全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伊修伍德根本没有机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两人开始安排去东南前线的访问，甚至希望或许能穿过日本军队的防线去已被占领的上海。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4月20日奥登写信给道兹夫人说：“在中国要去战区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他们又观看了一次空袭，然后去访问了被误炸的贫民区，日机本来要炸的是兵工厂。在贫民区，到处都是伤者和垂死者。奥登事后写道：“战机要轰炸一座废弃的兵工厂，没有击中，炸死了一些老年妇女……战争混乱不堪，效能低劣，令人费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最后他们出发去东南地区，路上曾住在一个叫“旅途之端”的旅馆，老板是个英国人，旅馆非常像一所贵族学校，只是里面没有小学生，而只有男仆。“它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人觉得不是真的，”伊修伍德如此写道。但是奥登却因痢疾的后遗症而痛苦不堪，到南昌才在美国教会医院得到治疗。他告诉道兹夫人：“经过两个月，我们已赞同中国人，也赞同传教士”；尽管有次他给一个美国人惹得火冒三丈，因为这个人问他是否“确信耶稣”。过了些天，他仍不舒服，不能进食。然而，当有人提醒他和伊修伍德某种牌子的雪茄烟据信已被日本人下了毒时，他立马买来一盒抽了起来。
尽管上海已落入日本人之手，各国的外交官在那里生活如常。奥登和伊修伍德成了他们在汉口曾遇到的英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的座上宾。他们曾与四个日本商人一起吃过饭，当谈到他们对日军轰炸贫民的感受时，这几个日本人只是说：“这真是最有意思的看法。”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们去访问了贫民区和工厂，对那里的状况大为震惊；他们决定绕道美国回英国，6月12日，他们乘船离开上海。
奥登很喜欢中国。他对E. R.道兹说：“我认为这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国家”，尽管他又补充说在那里生活可能会很危险。但他和伊修伍德离开时对中国留下的印象都没有超过“一个游客的认识”。奥登后来提到此事时说：“中国完全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了解的文化。你可以明白那儿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中国却是你不可能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伊修伍德的中国之行一无所获。幸而还有美国。
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轮船于6月底抵达温哥华，然后坐火车穿越北美大陆后抵达纽约。《哈泼斯集市》(Harper’s Bazaar)的小说编辑、前一年在伦敦和他们俩相识的乔治•戴维斯(George Davis)在那里迎接他们。戴维斯是他俩在美国的非正式的代理人。他带着他们游览了纽约，采访，拍照，拜见名人。在他俩看来，纽约似乎非常令人兴奋，是一个远离欧洲的充满生机的地方。两周后，他们回英国。
没过多久，奥登再次出国，这次去的是布鲁塞尔。他在那里的联合路83号租了一间房，开始为那本有关中国的书《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创作诗歌，该书的叙述性文字则由伊修伍德根据他俩的日记用散文体完成。
十四行组诗起名为《战时》(In Time of War)，就像《西班牙》一样，诗的开始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只是在《西班牙》中这种回顾缺乏热情，也没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而在这里，教益很清楚。我们，奥登宣告，“是个有希望的种族，从未证明其价值”。在诗中，历史被看作到达“好地方”的一种失败。组诗的第二部分涉及的在中国发生的战争被指出是人类的这种普遍性失败的结果；就像奥登在该组诗所附的“代替注释的长诗”(Commentary)中所言明的那样，它不过是“一场所有的……都深深蕴含其中的斗争的地方性变种”。
尽管这些十四行诗和评论乍看起来笼统地表达了对战争的看法，但实际上利用了奥登和伊修伍德在中国观察的很多细节和插曲——空袭、手持地图的将军们、一所医院、一个死去的士兵、外交官的花园派对。但诗歌最后又回到了对更广泛的人的困境的思考，人徒然地渴望“温暖的出于本能姿态的裸身时代”，“对手足情谊和情感满怀敌意”，然而在其内心，智慧之音一直在说话，只要他愿意倾听。这些声音能教人明白“生活的敌人会受到更为强烈的攻击”；它们的寓意显然带有福斯特的声调：“人类作为动物并不是纯真的，且永远不可能是……只有自由的人才想说实话……只有正义的人才拥有获得自由的意志力。”实际上，奥登和伊修伍德讲这本关于中国的战争的书题献给了福斯特，并有一首十四行诗专门赞颂他的小说。然而，对于奥登，似乎还受到了另外一种影响，因为组诗开首对历史的回顾借用了基督教故事中的许多形象，而“评论”结尾处的那一段有点像是在祷告：“哦，请教会我如何成长，走出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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