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奥登与中国
作者：汉弗瑞·卡彭特
文/[英]汉弗瑞•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
中国和日本之间已经开战，且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即将爆发的一场世界大战的东方前线。由于出版社要求奥登和伊修伍德的游记得写亚洲国家，他们决定以观察家的身份前往中国，并希望不会像上次在西班牙一样“挤满了文学名人观察家”（伊修伍德语）。对他们俩来说，这次的中国之行都是不容错过的又一次机会。伊修伍德亲口承认他后悔由于海恩兹的缘故没去西班牙，而奥登虽然去了却一无所获。中国之行似乎充满了希望。就像奥登所说：“我们将有一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他们开始为旅行作准备。费伯出版社同意预支一些钱，尽管奥登说预支的这点钱是不够的。令人大受鼓舞的是，奥登的第一部游记《冰岛来信》(Letters from Iceland)获得了成功。书业协会(Book Society)已将这本书纳入其收藏书目，而且到1937年8月6日出版时，一共已订出了八千册，且获得了相当热烈的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书写得相当放纵，并且也不喜欢它的诙谐滑稽，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本书娱乐性很强。该书的成功无疑让奥登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至少数月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能够说：“我赚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钱。”
但是旅行计划一再改变，出发的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奥登和伊修伍德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只好退出代表团，订了1938年1月中旬前往中国的船票。
1月18日群剧团为奥登和伊修伍德举行了一个送别会。到场的客人有E. M. 福斯特、罗丝•麦考莱(Rose Macaulay)、杰弗里•格里森、约翰•海华德、让•康诺利(Jean Connolly)、布里安•霍华德(Brian Howard)以及本杰明•布里顿河海德里•安德森，后者表演了奥登和布里顿合写的《卡巴莱组歌》(Four Cabaret Songs)。第二天上午，奥登和伊修伍德就出发前往中国。
他们坐火车和船赶往巴黎。尽管中国的战争根本没有西班牙的战争那么令人关注，但仍有报社记者和摄影师去维多利亚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摄影师给他们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伊修伍德搂着奥登的肩膀咧嘴笑着；而奥登看上去则有点烦，还略显尴尬。
到达巴黎后，他们转道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了“阿拉米”号，第一站将停靠塞得港。在横渡地中海时，奥登写了一首诗，借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叠句“啊，告诉我爱的真谛”。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当它来临，是否会毫无预兆地来
就在我挖着鼻孔之时，
当它在清晨敲我的门
或在公共汽车上踩我的脚趾，
它是否一定会来就像气候一定会变化，
它的问候彬彬有礼还是装腔作势，
它是否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
啊，告诉我爱的真谛。
奥登实际上是很认真地在问这个问题。
三十年代时他当然曾坠入爱河；包括那首《放下你熟睡的头》在内的一系列情诗都是出于真实的情感。但是曾经激发他写出这些诗歌的爱如今显然已离奥登而去，他显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绝望。伊修伍德在日记写道：“威斯坦双眼含泪，跟我说没有人会爱他，他永远也不会像我这样在性爱方面获得成功。”伊修伍德私下对此有些怀疑，相信实际上有无数的年轻男子愿意和奥登上床，他这么想不无道理。然而，1938年在船上，他的确意识到奥登的“啊，告诉我爱的真谛”并非无病呻吟。奥登自己后来提及此事时说：“对我个人而言，这首诗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它的预言如此准确，真是令我惊奇，因为就在写完这首诗之后我遇到了让我的一切彻底改变的那个人。”他所说的相遇发生在一年多之后。
“阿拉米”号四天后抵达塞得港。奥登和伊修伍德上了岸，当时已迁居埃及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弗朗西斯•特维尔-彼得(Francis Turville-Petre Fronny)到码头迎接并告诉他们，所谓的世界性都塞得港实际上非常无趣，所以带他们去参观了金字塔，结果他们发现这同样很乏味，尽管狮身人面像那张“受伤的巨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奥登给道兹寄了张明信片：“金字塔令人大失所望，但狮身人面像还行，但既不相信进步论，也不相信古典文学。柯勒律治错了。在热带地区群星并不会突然涌现。”第二天，他和伊修伍德回到航行在苏伊士河的“阿拉米”号，前往香港。伊修伍德注意到，随着离奥登喜欢的寒冷北方越行越远，他一乘船就有的忧郁症此刻更重了。2月4日，他致信西里尔•康诺里：“印度洋真是太无趣了。”
轮船航行在印度洋上时，他写了一首诗《航行》(The Voyage)，似乎怀疑起他自己从前和现在正进行的旅行的目的。诗歌询问“旅人”是否会找到他一直在寻找的“好地方”：
不，他什么也没找到：他不想到达。
旅行是虚假的；虚假的旅行就是一种病
在虚假的岛上，在那里心不能装假也不会受难：
他容忍发烧；他比他想的更虚弱；他的虚弱是真的。
2月16日，他们抵达香港，觉得它丑陋不堪。奥登尤其蔑视那里的英国侨民，其中一个居然说中日战争只不过是两帮土人在吵架。但奥登的《香港》一诗（实际上是数月后在布鲁塞尔写的）对这个城市的指责则较为晦涩。十天后，奥登和伊修伍德离开香港，乘船继续北上前往广州。直到这时，他俩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从奥登的《航行》和伊修伍德的日记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伊修伍德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漫长的旅行好像一场梦。”他们到达广州时，英国领事馆的一个代表去接了他们，接待他们的英国传教士还请他们喝了茶。正在上茶的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就在那一刻，”伊修伍德写道，“突然之间，我已然到了中国。”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采访了广州市市长，与广东省省长共进午餐，还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长及其妻子一起吃了晚餐。奥登写信给道兹夫人说：“中国人很讨人喜欢，也很朴实。他们长着两类面孔——漂亮但乏味的花朵和富有同情心的青蛙。”而中国人则对来访者的长相感到迷惑和有趣。伊修伍德一身战地记者的打扮——头戴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脚蹬马靴。奥登则穿一件松垮的斜纹软呢外套，戴一顶羊毛帽子，脚上因生了鸡眼而只能穿一双绒毡拖鞋。他们俩一上街就会引得人们好奇和大笑。他们去商店买来了行军床和蚊帐，还做了中文名片。
3月4日，他们离开广州前往汉口，路上得花三天。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预防便秘，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后摇摆，用假声唱歌，大声读书，从特罗洛普读到司格特，惹得中国警卫好奇地从包厢的窗口往里探望。
到达汉口后，他们发现这里才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伊修伍德在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和奥登都觉得眼下我们宁愿留在汉口，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愿去。”他们被允许把行军床搭在英国领事馆，并很快和那儿的工作人员巴希尔•布斯比(Basil Boothby)成了朋友。他们取笑他的行为举止像个“权贵”，而他则说奥登长得像只“疯狂的大白兔”。有个姓蒋的仆人给找来伺候他们。他们参加了一次主要由“真正的”记者光顾的每日记者招待会，他们自己并没有说是记者，而是抢着对这些记者解释说自己“只是旅行者，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写书”。事实上，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此行的任务，也不清楚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对远东的事务一无所知，所以只得从表面意义上来理解别人告诉他们的每一件事。一位美国来的主教告诉他们中国的未来在于共产党人；蒋介石的一个顾问则对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表示怀疑；而一个支持国民党的德国军官则断然地告诉他们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只要它的军队“站直了，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到3月12日，他们又被告知希特勒已入侵奥地利。“天似乎都塌下来了，”伊修伍德写道，“到今天晚上，欧洲或许已经爆发战争……我们要不要回去？与此相比，中国对我们而言又算得了什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