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伦敦日记（下篇）
作者：黄昱宁
周末我们的司机不上班，这两天的交通全靠地铁。
一张非高峰时间（9点半以后）的one-day pass（当日通票）只要四镑九，握在手里，半夜十二点前全伦敦十三条地铁以及地面上的公交线都可以无限次换乘。当然，前提是你在他们阡陌纵横的地铁图面前不至于乱了方寸。其实乱了方寸也不要紧，一般你只要在站台上盯着路线图皱紧眉头踌躇一分钟以上，就会有个老绅士探头过来：“Can I help you?”
依稀记得有本书叫《地下伦敦》。揣着one-day pass实地勘察以后，才明白地下的伦敦为什么值得写一本书。比如，老早就晓得伦敦的地铁有个专用名词叫tube，但是非得进去了，你才会恍然大悟：这轮廓、这格局果然像“管子”一般浑圆、局促啊，如是，果然只能用一个“钻”字才妥帖呀。1860年的伦敦人第一次钻进了这样的管子里，从此人类就多了一个维度的世界，一个挥霍着时空、效率、爱情和罪恶的世界。我倚在粗糙的水泥方柱上，看着对面墙壁上方搅成一团的裸线，想象着1860年的挖土机钻头只能掘出这样的弧度、这样的尺寸，眼前的景象顿时不可遏止地恍惚起来。
伦敦地面的土质允许将地铁挖深。所以走进闸道口以后仰望自动扶梯，真是觉得既高且陡，一眼望不到顶。踩上扶梯，正盯着海报出神，后面就有大喊excuse me，我几乎有些踉跄地往右边一躲，立时便有等不及扶梯慢行的人流从我身边挨个蹭过，小跑着赶过去。此后，每次走上这扶梯，无数次地提醒自己要往右边让，却无数次地忘记。在这些拥挤的管子里，你总是那么容易就成为别人的障碍。
计划是连逛两天的周末集市。我素来不善血拼——大约也是因为无血可拼，所以早上搭地铁去西区的portobello market时，一路上都懒洋洋地看野眼。居然就看到了集市口上有栋白房子外挂着个不起眼的蓝牌子——凡需要保护的建筑外面都会挂，上面标着“乔治·奥威尔故居”，心里由不得咯噔一下。奥威尔活得不长，且毕生足迹遍布欧亚多国，临时翻检我记忆里储存的作家档案，他是一定得归入“居无定所”那一类的。印象里，他与伦敦之间，大约最显著的符号就是那本他第一次以“乔治·奥威尔”为笔名写的纪实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手边当然一下子变不出那本书来，但看那房子的外观，应该不是“落魄”时期的栖居之所。多半还是他晚年疾病缠身时的住处吧。
然后就是那些常规旅游项目。长长一条挤满了果蔬摊档的街，不就是《诺丁山》里那个春夏秋冬一刀切的长镜头吗？再往前走到头，不就是朱莉亚·罗伯茨跟休·格兰特初遇的旅游书店吗？进去一探头，就撞上那小老板的一双长着漂亮睫毛的褐色眼睛——被那么多旅客当成景点里的活道具，他的眼睛，若是练不成含情脉脉的凝视，哪里说得过去？
出来再逛。被呼啦啦一阵急雨逼到角落的某个小摊，翻beatles的香烟牌子，十张左右的一套要好几十镑。幸好那刚刚痒起来的心眼儿立马就被旁边铺天盖地的各种花色的香烟牌子给按捺下去了。实在太多，买无可买，于是安慰自己：我见即我有，何苦又搭上那些个花花绿绿的钞票？更具诱惑力的是一个皮面的帐簿，大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外面的精致花纹不去说了，里面还真记着牛奶多少个便士，一天要多少瓶。摊主咬定六十镑不还价，我盘桓良久，还是搁下了。
下午到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看书店。其实店子的数量真的是不多，店堂也真的是不大。不管进哪一家，那店主都会告诉你地下室里还有乾坤，不可错过。有个专卖侦探小说的Murder One书店，橱窗里摆了个蜡像——看装束必是福尔摩斯无疑了，那面相偏又光溜溜嫩生生的，叫人忍不住地笑。我推门进去，方寸之地竟然七拐八弯地变出三层来，光克里斯蒂的的各种版本就占满整整一个书柜。深吸一口，空中都是腥甜的杀气。
预想中的高潮当然是84号。虽然早晓得那地儿如今已不是书店，不过，作为所谓的出版从业人员，不去朝圣一下终归说不过去。如今的店名叫med kitchen，一看就知道是餐馆。门面轩敞，市口黄金，现金流不晓得是书店的多少倍，真也难怪一本煽情如斯的畅销书都救不了马克斯科恩书店，救不了弗兰克与海莲的漂在大西洋上空的精神家园。我站在门口，夕阳很默契地洒下来，我攒足了凭吊的情绪，到底哑然失笑。报上见到这个星球上一拨又一拨独立小书店静静地关门，那些婉约的叹息已经滥俗到毫无想象力，我还有必要添上一笔吗？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6日 星期日 雨
又是一个湿漉漉黏答答、泡在雨中集市里的日子。Bricklane（“砖巷”）在相对贫瘠的东区，开膛手杰克犯案的“白教堂”（White Chapel）也在这一带。想想昨晚临睡之前，BBC四套就在放强尼·戴普版的开膛手，心里又禁不住咯噔一下。再看四周的环境，色调是一味的浓重，透过斑驳的绕着铁丝的某扇门望见远处著名的高科技建筑——“小黄瓜”（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那感觉——怎么讲呢，既偷懒又准确的形容——真的是非常后现代。不过Bricklane集市本身的历史并不长，设施远比昨天去的那个portobello要先进，至少在雨季的伦敦（听英国人讲十一月是雨季的时候，我心里直纳闷，这里有非雨季吗？），市场上空那硕大的顶棚，看在眼里，叫人觉得格外安全。
除了几件可以回去哄孩子的圣诞挂件，我依然什么都买不成。但同去的女伴已经是环佩叮当地选了一大串，一边买还一边嚷“天啊，此地焉能久留？谁来救我的英镑？”。那些首饰，大半是附近的设计学院的学生自己打造的，所以摊主的脸都极年轻，其中还有不少亚洲人。若留心看，确实随处可以见到叫人心生欢喜的物件。我记得一组用绿色电路板做的灯罩，半透明，又古典又当下的，灯泡在里头一亮，立时就活了一大片气场。那是整个市场里我留连最久的地方。
傍晚又坐地铁哐啷哐啷地颠到西区，手里攥着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地址满以为找人不费吹灰之力。怎知那居住区里本来人就不多，好容易逮住人也往往只能指个大概方向。就这么一棒接一棒地问到门前时，不能不感叹英国住家的彼此隔绝。
两年多不见，德波顿的样子一点没变。笑容依旧是带一点腼腆的，年岁的增长也愈发给谢顶赋予了合理性。他最近出版的书叫《幸福的建筑》，透过新话题玩他的老花样：哲学美学心理学，总之是才子式的信手拈来皆学问。我看他的书，并不指望被某种创见振聋发聩，但小处的会心往往连绵不绝。来之前我就揣测，这个花了一年多研究“建筑之幸福”的作家，自己会喜欢哪种装潢风格。进门一看，果然是想象中的极简派。墙是白的，橱是白的，厨房与小客厅之间的隔断也只是再简洁不过的白色方柱。大量的原木结构，清爽的窗帘与桌布。
跟这样的老朋友会面是不需要MP3的。你也不用担心冷场，他的问题永远比你更多。从两年前的中国之行说起，他记得我们每个陪同人员的名字，记得故宫里的星巴克，记得某个大雨滂沱之夜狼狈不堪地赶到复旦演讲。然后话题又自然过渡到我们这次来伦敦的见闻，他一会儿关心我们这些遭遇了英国菜的中国胃（“替你们难过，真的。”），一会儿又详细盘问我们在企鹅出版社碰上的甲乙丙丁（“Simon吗?我认识好多年啦！”），逼得我几乎背了大半个日程表给他。趁他起身倒水的当口，我总算找到了机会发问：“你不是写过《身份的焦虑》吗？那么，当下的英国作家，会为自己的‘身份’（status）而焦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