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不是一个好记者”
作者：余书娴／译
文/ [美] 琳达·理查兹
虽然阿连德认为采访有点烦扰，挤占了写作时间，但此次对她的采访却非常成功。她卸下防备，真诚坦率，对每个简短的问题都详尽作答，用语贴切。似乎是作家特有的字斟句酌，她的每个词都那么清晰，到位，优美。采访中，她的英文发音清晰，娓娓道来，以致有时我们很难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她其实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尔后，她的作品几乎被译成地球上现有的各种语言。
1982年阿连德的处女作《幽灵之家》在西班牙发表后，她的作品逐渐为世界公认。1942年生于秘鲁的她，却分别在德国、智利、瑞士和墨西哥被评为“年度最佳作家”，其中一部作品还被誉为“年度最佳作品”。她不但获得了贝茨学院、多米尼加学院、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是法国文学家协会的成员之一，1994年她被女权主义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女权主义作家”。无须多说，我们就能想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林郡，她和丈夫威利共居的家中，一定有一个小房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和证书，上面写着各个国家的语言。
虽然阿连德出生于政治之家，并一度成为新闻记者，但能获得这样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她是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的激进社会主义改革引起了一场政变。在抗击政变的过程中，总统阿连德英勇牺牲。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自杀的。
那场政变时，阿连德还是一个记者。“我并不是一个好记者”，她说，“真的，我是个很糟糕的记者。”因为，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她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躲进后台，明哲保身。由于知情太多，她说，“我整天被恐吓，提心吊胆地生活着。”
那时，阿连德从智利飞往委内瑞拉避难，她相信那只是暂时的流亡。“我和丈夫都认为只是与智利暂别数月，很快就能回来的。” 阿连德说，但很快就发现现实并非想象的那样，“只要你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他们随时都可以抓到你。因此，最后我丈夫也离开了智利，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委内瑞拉与我相聚。我们从未想过会在委内瑞拉流亡十三年，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一种独裁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智利都不会嚣张太久，因此我们总觉得不会久居国外。结果我们在委内瑞拉共流落了十七年。”
在这种背景下，也难怪阿连德的小说里满是流亡者。“边缘人”，她如此称呼他们，“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流亡在国内社会的保护伞之外。我佩服这群站在社会边缘、不受庇护的人们。”
阿连德自己便是流亡者之一。《幸运的女儿》的女主角伊莱莎亦是其中之一。《幸运的女儿》的故事发生在淘金时代，1849年的旧金山。女主角伊莱莎坚强聪慧，勇敢迷人。这部小说的英文版于1999年10月发行，很快就在加拿大和美国爬上了最佳畅销书的宝座。
阿连德还写了另外六本小说和一部散文。完成回忆女儿之死的小说《芭乌拉》后，她遭遇“文思枯竭期”。为摆脱丧女之痛，她强迫自己写了《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这部散文常使人们把阿连德与强烈的感官欢愉联系在一起：美食、爱欲和其他连结这两者的东西。
琳达：如果您不在房间伏案写作，是不是就在厨房烹饪美食？
阿连德：不是。我情愿和丈夫做爱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反正不是洗碗刷碟。比如与孙子嬉戏一场，或者上街为自己买条宠物狗。
我喜欢写作，但只享受写作的过程，从不想到底能写出什么。我惬意于这样的时光：独坐房间，堆积着一个个孤立的文字，创造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我喜欢做的。等到这本书出版了，又开始下一轮狂热。我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每个出版商都希望作者正襟危坐，一本本地把书签售出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根本没时间继续写作了。写作仿佛需要一个“心灵之池”，你必须不断将它填满，这样才能写下去。如果你为某本书花费太多时间去做旅游式宣传，你就等于放弃了写作，你的“心灵之池”就会空空如也。我总觉得这样怪怪的：抛头露脸，在公众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试图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件。比如，为什么我们要写作？天知道我们为什么写作。通常情况下，评论家和教授们对某本书给出的解释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毫不相关。
琳达：人们常把您的作品和黛安娜·阿克曼的作品相比较，或者把她的作品和您的作品相比较。您知道这一点吗？
阿连德：我想她肯定很恨我。
琳达：是吗？
阿连德：她不是专写感官小说的作家吗？
琳达：是的。
阿连德：她写了一篇关于我的《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激烈的评论。看得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这本书。
琳达：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但是，有趣的是，你的名字和作品总会出现在她的作品评论中。
阿连德：我觉得她的书很棒。在《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的写作中，我确实参考了她的《感觉的历史》。我认为她这本书写得很美，我真的很喜欢它。但是很明显，她讨厌我的这本书。
琳达：到目前为止，您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呢？
阿连德：无所谓最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书并不是一种“产品”，它像是一种“经验进行时”，传递着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回响。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本书一定是《芭乌拉》，因为是它把我从自杀的边缘拉了回来。读了它，人们就不会遗忘我那逝去的女儿芭乌拉。从这个意义上说，《芭乌拉》是对生命的一场礼赞，一场对我所珍视的事物的礼赞：家庭、生命和爱。真的，它和死亡无关。
琳达：书中某个角色是否还存在于您的现实生活中呢？
阿连德：我让某个典型的角色潜入不同的小说。不是所有的小说，而是不同的小说。我不知道这个角色从何而来。在《月亮部落的夏娃》中，他是一个阿拉伯商人；在《幸运的女儿》中，他则是中国男人道慊。这种角色是一种类似父亲或兄长的角色，有些可以成为恋人，有些则不能。他通常是一个救世主，具有隐恻之心，会不惜一切地救助他人。如今，我写的这个角色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是看我成长的叔叔帕布鲁，他便是那个救世主的角色。在《幽灵之家》中，他是一位医生，总是作为救世主的形象重现于我的记忆之中。
琳达：说到《幸运的女儿》，我读过不少人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淘金热和1849年的淘金者。印象最深的是：我从没读过“非美国视角”下的淘金热。《幸运的女儿》描写的淘金热真是酷极了，有趣极了，因为它常常带着魔力。
阿连德：淘金热的历史从来都是由白种男人写的。
琳达：是的。
阿连德：倘若你读白人学者编写的非洲史，你会发现其视角与真正发生的事情迥然相异。淘金热的历史也一样。首先我们必须知道，那本是墨西哥人的领地，直到九天后他们发现了金矿。人们说着西班牙语，所以那完全是拉美人的土地，直到在战争中墨西哥输给了美国。本属墨西哥的德克萨斯、亚利桑那、犹他、半个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被美国人抢了去。之后，1949年的美国淘金者们来了，强行接管了这片新土地。
我有个孙子读小学四年级，正在学淘金热的历史。他的老师读过我的书，邀请我去学校开一个关于淘金热的讲座，我便去了。结果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来听了，一个也没少。老师说这些学生从来没读过移民和有色人写的淘金热故事。故事的主角不再是征服者、接管者，而是失去了土地的失败者。他们曾耕耘在那片土地上，最后却失去了那一切。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智利人和秘鲁人。白人炮制了一大堆规则来压迫有色人，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人在那里受尽了虐待。
我这些调查研究的资料从何而来呢？一半来自智利。那时智利矿工们在他们自己的金矿里工作着，一年后却被撵了出来。因为白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金矿，挖出来的金子也被抢去了。他们只好回家，两手空空。但这之前，他们一直和家里保持通信，而且还写了淘金日志，其中有个矿工写了一本书。所以我觉得从智利矿工这个角度来研究是十分有趣的。其中，他们写给家人的信特别有趣。信中我们发现，在矿上，一杯牛奶比一瓶香槟更珍稀、更昂贵，因为矿里到处都有可做香槟的水，却没有挤奶工，每个人都忙着挖金矿；最珍稀的东西是面包，因为谁也没空去烤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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